第38章 治不尽的水患

老太后一死，年轻的皇帝就迫不及待的改元，如同陈积多年的怨气喷薄而出。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那里是范仲淹的故乡，他离开已有四十年之久了。如今以知州身份回到这桑梓之地，他看到的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连日暴雨造成的洪涝灾害。

每年的春夏之交，通常是去年的陈粮已吃完，田地里只有一望无际的青青的稻苗——还没有成熟。一般百姓的家里只有为修葺房子、购买种子和农具的贷款，没有存款。这时可怜的农民只能去找有实力的地主家借贷，让一家老小平安挨到秋天。地主家的粮食也不是用来做慈善的，他们也要扩大再生产，成为更大、更有影响力的地主，他们要用手中的粮食转化为更容易流通的货币资本。农民对粮食有需求，地主家有粮，一场大规模的借贷交易便发生了。

既然粮食的价值是用来救命的，那价格就不菲。农民不得不借高利贷，利息通常是百分之百至百分之三百不等！如果运气好，赶上来年丰收，可以勉勉强强还上，同时也意味着把命续上了。如果赶上了灾年，本金都还不上，土地很可能就归地主了。这时真是得祈祷家中没有漂亮女儿、年轻美貌的妻子，免得黑心无良的地主打坏主意。总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大多数破产农民的命运。

伴随着人祸的还有天灾，可天底下就是怪事连连。有时对付天灾比处理人祸还相对容易一些。苏州的城市治理，主要是针对太湖水患。这时离范仲淹在泰州修“范公堤”已过去十多年了。然而治水什么时候都是大宋官员要面临的难题，要么堵、要么疏、要么不堵也不疏，反正无论你怎么做都有人提意见说你做的不对。

堵，说你治标不治本，水位越来越高，最终会决堤；疏，说你不能解决长远问题，泥沙总会淤积，无法顺畅汇入下游，还是水患；就算你“修围、浚河、置闸”综合治理了，还要说你做的事情耗费的民力、资金与灾害相比投入过大。很多官员治水没被水淹死，而是被朝廷上的“唾沫”淹死的，死法窝囊的让人叹息。

朝廷不看谁能做事，就比谁最会指手划脚。那些谏官、御史就比谁提的问题离奇，谁提的标新立异，丝毫不考虑可操作性。更没人正反两方面权衡利弊。这种毛病也会传染，有时传给两府大臣，有时传给皇帝，让他昏庸不作为。这样的皇帝，你称赞他从善如流，他就会从恶也如流，你说他从恶如流，他就会毫无作为。

比无能更下作的是卑鄙。这次范仲淹针对河堤的薄弱点进行了修围，把被淤泥堵塞的河道疏浚，同时设置闸门，在水大时开闸冲淤，旱时蓄水灌溉。这个方案送到中书省，朝野上下的庸才们就例行公事般的风凉话四起，以掩盖他们自己的毫不作为。宰相吕夷简心中却是暗暗称奇，但他太担心范仲淹再如同以往筑堤、赈灾一样建功立业震动朝廷，被召回重用。吕宰相计上心来，马上串通宦官阎文应，请他给仁宗皇帝吹风，再配合吕夷简上书，打算里应外合把范仲淹调走。范仲淹的治水方案送到中书省，经吕夷简这个老狐狸一拦截，如石沉大海。

看到朝廷没有回应，江南东路转运使就自己疏奏仁宗皇帝，才使皇帝终于看到了这份治水方案，范仲淹得以继续留任苏州治水。吕夷简见势不妙，马上一副非常关心治水的样子，一面假模假样的慰问范仲淹，一面积极的向仁宗皇帝奏报和范仲淹讨论的进展，弄的范仲淹莫名其妙。

常常有人批评做事的君子们考虑问题不周全，再看看朝堂上的风气，谁可以一边考虑做事，思考并解决工作中的难题，一边去对付啥正事都不做，只拆台的小人？由于做不了正事，再不把做正事人的台拆了，那不正好凸显出庸才了吗？可想而知庸才们会怎样的无所不用其极。这帮小人正是那种有多大能力，就能做出多少伤天害理事的人。

景祐二年（1035），吕夷简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发生了，范仲淹因治水有功被召还京，判国子监，授予天章阁待制。

天章阁和龙图阁分别是收藏真宗皇帝、太宗皇帝的图书、文宝之类的建筑。朝廷会依此授予贴职，依次为学士、直学士、待制。贴职是大宋高级文官的极高荣誉，所以经常被用作尊称，例如包拯被授予龙图阁直学士后也被尊称为包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