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坐不下的京官

回京的范仲淹还是不吸取两次被贬的教训，依然危言危行。这样的刺头让吕夷简很不舒适，便想了一个损招——让他权知开封府。权，就是主持工作。不是皇子的官员当开封府的主官，都不能称为开封府尹，称权知开封府。任开封府尹往往暗指该皇子将被立储。这个工作普通官员并不好干，开封府满是皇亲国戚，各类犯事的人和朝堂上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很容易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踩到大妖怪的尾巴。

可偏偏这个时候，宦官阎文应毒死了已经被废的郭皇后，郭皇后不懂事，皇帝不喜欢可以被废，但罪不当死。范仲淹再一次抱着必死的决心一边交代后事，一边绝食，力谏赶走这个心肠坏极了的阉人。但是阎文应一个人哪有这么大胆，谁都知道他后面的人是吕夷简。这个阉人被赶走，吕宰相就慌了神。吕宰相的党羽遍布朝野，果然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人发难，称范仲淹在开封府审案没有法度，不参考典型案例的处置方法。好在范仲淹功课做得深，一一化解了。可大事正悄然到来……

这一年，大宋的宿敌契丹又在幽州、蓟州集结兵力，声称要南下，弄得和真宗一样胆小的仁宗皇帝惶恐不安。这个时候是不是该反思一下寇准当年的建议——把契丹直接赶回长城以北，长城就能成为屏障。当年的真宗皇帝早就被吓破了胆，竟然要用三十万“岁币”去议和。若不是寇准给议和的官员曹利用下死命令——超过三十万砍曹的头，真宗皇帝的底线甚至是愿意每年拿三百万去换和平。

范仲淹的建议是修建西京洛阳的防御工事，内修仁德、外据险要，危难之时据险守中原。而吕夷简建议修大名府，暗示皇帝会如同当年真宗一样御驾亲征大名府，此举形式上的意义大于实质。

两派观点不同，原本只是一场战略讨论。范仲淹建议的实质是迁都洛阳，虽然洛阳类似长安是壅塞之地，易守难攻，但并非没有缺点。无论是东京汴梁还是西京洛阳，作为都城都需要大量的物资、粮食保障，自身都是不足以维持的。大宋的物资主要来自东南，需要通过隋唐运河的通济渠段经汴水漕运。然而运到汴京比运到洛阳要近的多，河道水量也大的多，运输成本要低不少。

这些道理吕夷简自然明白，但他就是不想就事论事，偏要进行人身攻击：“范仲淹建议修西京不过是当年楚国令尹子囊临死遗表修郢都城，图个忠心的名声，迂阔之论。”

讨论国家大事不就事论事，非得借古讽今、人身攻击，争论就升级了。范仲淹也咽不下这口气，画了一张百官图，把朝中依附吕夷简而上升的人摸了个底。这一下京城可炸了锅，根据这张图，分明吕夷简才是皇帝！

范仲淹说：“皇上，朝中大臣升迁贬谪都出于吕相一人之意，如此下去天下哪里还有人知道有皇帝？西汉末年汉成帝错误倚重张禹，致使外戚专权，最终酿成‘王莽之乱’。”范仲淹也回敬了借古讽今，朝堂上历史知识不过硬的都被气死了。

吕夷简又拿出了老概念：“范仲淹又在越职言事，这事是开封府管的吗？勾结朋党，离间我们君臣啊！要不然官家就让老臣走吧！”说着吕夷简老泪纵横，他竟然还会演苦情戏。

满朝官员都清楚这其中的是非曲直，可是谁也不愿意出来说句话，怕得罪了宰相。而仁宗皇帝艰苦朴素可以、心怀仁慈可以，唯独知人善任，为天下社稷做点事乏善可陈。这时年轻的仁宗皇帝刚刚送走了太后，赶走了太后身边的党羽，自己身边还无人可用。范仲淹说的都是事实，这点仁宗皇帝心知肚明，但在现实面前终究还是倒向了吕夷简一边，夺去了范仲淹的天章阁待制，贬饶州。有时，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这种说法符合一般的经验判断。

范仲淹因为忠言直谏三次被罢黜。这次得罪了权相，敢来送他的人就更少了。一位在馆阁任职的朋友抱病来送他说：“范公此行尤光！”这就成了范仲淹贬谪的第三“光”，范仲淹在当上参知政事后，有人称他是“三光”宰相。

朝中并不是没有气节之臣。集贤校理余靖批评皇帝：“三逐言事者，非太平之治。”结果余靖被狠贬。馆阁校勘尹洙上奏：“范公与我亦师亦友，我就是朋党。”结果尹洙被狠贬。馆阁校勘欧阳修看不惯谏官高若讷不伸张正义，反而诋毁范仲淹，写下了千古名篇《与高司谏书》，说他不知羞耻。当然欧阳修也得被贬。蔡襄写下了著名的《四贤一不肖》诗，称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为四贤，高若讷为不肖。这首诗不仅名满京城，居然还传到了国外。他们对正义的伸张，让大宋官场开始震动，吕夷简开始感到不安，仁宗皇帝开始感到不安。

一个可以为正义而发生的时代，便是一个还有一丝光亮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