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史海求真 如水归壑
杨默/整理
范文澜简历
“离经叛道”的求学时代
范文澜生在旧社会所谓“诗书门第”的家庭里。父亲性格极严肃，对儿子们很少表示亲切的态度，母亲和蔼得多，但儿子们怕她，不比怕父亲差多少。范文澜回忆，他幼时顽皮，经常令父母担忧生气，“在父母面前，装得十分恭顺，‘无懈可击’，一出监视范围，就雀跃鼠窜，畅所欲为”。
范文澜七岁进书房，刚开始读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后读四书五经。十四岁那年春天，父亲送他进县立高等小学堂。校长特别“优待”，让他插入三年级，他却因此大吃苦头。他英文和算学基础不好，拼命赶上去，白天在同学的帮助下学习，晚上“非法”偷开夜车，逐渐克服了这两门课程学习的困难。此外，还要背诵《易经》《尚书》，又兼唱歌、图画、手工之类，课业十分沉重。
从县立小学毕业后，范文澜投考浦东中学堂，插入二年级，似乎还有些余力。在小学，他已经自发地憎恶清王朝，当时还不知道怎样反抗，只知道辫子是可恨的东西。每次剃头，他总谆嘱理发匠剃去一圈长发。有的肯，有的不肯，日久头顶仅存烧饼那样大的一块长头发。正面看去，很像和尚。在那时候这是极不美观的。范文澜说，提倡质朴的校长黄炎培，认为他不趋时髦，值得夸奖，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之一，却不知他这发型，多少含些“大逆不道”的意义。
在浦东读了一年书，范文澜转学到杭州安定中学堂。安定管理宽松，功课也不太紧，他感觉很“自由”。辛亥革命爆发，学生们十分高兴，他也被“共和”这个名词吸引了，任何愚民教育，都掩不住青年爱好前进的热情。
范文澜的叔父在河南，拍电报让他考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一般认为很难录取。他冒险去上海国文预科考试，自觉卷子写得不成模样，录取绝无希望。叔父鼓励他，仍叫他去北京进私立大学。到了北京，表弟在车站接范文澜，说他已经被录取了。范文澜感到，一刹那间，他的心境在不露形色中震动了一下。
军阀混战，政治污浊，学校腐朽，学生醉梦，这是五四运动大风暴前的寂静时代。就在这个时期，范文澜毕业了。他认为自己当时只学得些“头脑顽固”，一切都立在腐朽方面，深信天下学问只有“好古”一家，别无分号，曾跟古文经学家摇过旗，曾跟“选学妖孽”呐过喊，觉得十分惭愧。
革命不是快意高谈
毕业后，范文澜决定选择教书做职业。从民国七年（1918年）起，他一直教下去，宣讲“好古”之学。五四运动没有打动他的“好古”根基，他不赞成白话文，甚至替鲁迅惋惜，以为他“离经叛道”“走错道路”。五卅运动兴起来，才有些打动他，他开始知道帝国主义的凶恶残忍，非轰跑它不能救中国。他参加天津市民大游行，从出发到回校，没有掉队，嗓子叫哑了。半路上坐车回校的同事们半取笑半当真地问他：“你老夫子也会起劲吗？明天再游行，你该叫得更响些。”他很愤怒，用同样态度答道：“你们真是聪明家伙，连叫口号也留后步。”
过了不久，有一位共产党员因同乡关系找范文澜谈话，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痛快。这位同乡耐心地为他解答了许多疑问，并且借给他进步书籍看，他读了以后才知道革命不是快意高谈，而是伟大艰苦的实际行动，他毫不犹豫地放弃老营寨，愿意在新时代前面缴械投降。
范文澜到北京教书多年，接触青年学生不少。使范文澜愤怒的是：凡是学业最好、品行最好的青年，十之八九逃脱不了逃亡被捕坐牢受刑失踪的命运；反之所谓“思想纯正，行动稳健”的先生们，则大抵旨趣卑污、学问平凡，洋装革履、油头粉面，崇拜“曲线美”“大洋钱”之徒。
汪精卫在北平闹“扩大会议”那一年，“茅庐之中”的范文澜被宪兵突然“枉顾”，口称司令来请，他本人连同到他家闲谈的七八个青年学生鱼贯前去“参观”木栅子小屋。还好，仅仅两个星期，汪精卫等从北平离去，他也从木栅子小屋出来了，究竟还是不知所犯何罪。
“‘九一八’以后中国只有抗战一条道路，我虽说是个‘学究’也还懂得不抗战就要亡国。”范文澜细心考察，切实证明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言行一致，想救自己免当亡国奴，理应对共产党以及好青年表示亲近。于是，他又被宪兵“请”去。这一“请”比前次路途远了，“从北平，到南京”，木栅子小屋也变成了铁栅子小屋。总算运气好，在“我要抗日，不知其他”的立场上，在“内抗强权，外搬救兵”的策略下，他居然从铁栅子小屋回到了北平。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他接着又从北平被“请”到了开封。这一次，还是不知所犯何罪。
“教书匠”升级当“教员”
范文澜在河南大学教着书，卢沟桥的大炮响了。在进步人士的动员下，河南先进青年都感觉到学习救亡理论和实务的必要。在河大当局以及一些朋友的帮助下，范文澜成立了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青年们投考踊跃，学习热心，使他确信中国绝不会亡，抗战必然胜利。训练班主要课目是稽文甫任课的中国问题与马致远任课的游击战术，这两位台柱子撑起训练班的“金字招牌”，声名很好，在青年中起着颇大的影响。那时候他们的预定计划是挑选一部分学生沿平汉线（重要城市）办短期训练班，兼做民运工作，联合当地青年，广播救亡种子，最后目的是到信阳去打游击。
训练班一个月毕业，他们决定从开封步行到许昌，路程二百四十里，作为毕业考试的试题。这在住惯城市的人看来，确是一个颇难的“试题”，可是应试的几乎是全体学生（约二百人）。他们的经费和经验都很缺乏，只能允许七十几个学生“应试”，名称改为河大抗训班服务团。团长稽文甫留在开封做统一战线工作，免得顽固分子造谣捣乱。他们在许昌办了一个两星期的训练班，收获不坏，虽然也有不少想破坏的人，但当地官绅教育界以及驻军某军团长却给了许多帮助。正当阴历年底，九十个人的服务团，浩浩荡荡向舞阳县行进了。
大队到了舞阳，驻军某师长表示欢迎，师部参谋政治工作人员更相处很好。他们决计办训练班，舞阳青年救国会会员两三千人，愿意轮流进城受训，却受到了重重阻挠，范文澜更被逼上鸡公山——河南大学新迁的校址所在。他考虑轻重利害，正好上山重当“教书匠”，服务团改称战时教育工作团，依然不顾困难环境，继续活动。
敌人的炮火一步一步逼过来，范文澜在高山上彷徨着，找不到该走的道路。他退还聘书，参加了新四军，在游击队里当教员。大树下草垛旁，大家都聚精会神在听范文澜授课，他感到很高兴，觉得自己当了二十几年的仅凭出卖教书技术吃饭的“教书匠”，竟升级当“教员”，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可以和群众彼此自由地交换智识了。
“边区是全中国最快乐的地方”
1940年1月，在朋友的介绍下，范文澜到达延安。“过五关斩六将”，冲破若干险阻，到了“寤寐求之”的边区，范文澜“快乐地把铺盖丢在汽车上”，高呼：“多光明的边区啊！我到边区了！清算过去四五十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烦恼。现在开始清爽快乐地生活了！”
范文澜回忆，以前在边区外当教书匠，极少学习的机会。即使偶有，因怕“别人说闲话，找碴儿”“听来历不明人讲演，惹是非”等原因，不得增益新知识，而在边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进步许多。边区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地，也就是新兴文化的心脏。许多著名学者，聚集在延安周围几里路以内，他们研究的心得，随时开会报告。还有各式各样的讨论会、座谈会、研究会、学习小组，请他们出席指导做结论也令他获益良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政治指导和人格示范，更起着不可言喻的伟大影响。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范文澜的到来很重视，任命他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这期间，范文澜和夫人戴冠芳带着十几岁的儿子范元维，住在延安的一孔窑洞里。这窑洞既是寝室、书房、工作室，也是客厅、餐厅和厨房。一块床板加四条腿就是书桌和餐桌，他每天坐在一个冰冷的无靠背的长方形木板凳上写作，疲倦了就靠着窑洞墙壁略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写作。
后来，戴冠芳帮他做了一个棉垫子钉在墙壁上，另在小凳子上铺一个垫子，算是改进了工作环境。晚上点的是油灯。当时延安发动大生产运动，实行勤俭节约，范文澜晚上奋笔疾书，为了节省灯油，总是将灯头弄得小一些，他就在这微弱的灯光下，利用当时仅有的一部开明书局出版的字体极小的二十四史吃力地研读，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写作。后来，范文澜住到中宣部，工作条件才得以改善，有了两孔窑洞，分了寝室和工作室，工作室也配有一张两屉书桌，两把椅子，一盏有玻璃罩的煤油灯。在艰难的条件下，范文澜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成《中国通史简编》。
1946年4月，范文澜到达晋冀鲁豫边区，担任北方大学校长，后兼任历史研究室主任。1948年，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他担任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基本上用一只眼睛来继续读书和写作。他每天都和助手一样，到办公室工作，夏季昼长，他总要工作到日落。“文革”中，他带病工作，直到逝世。
坐冷板凳，不放空炮
范文澜经常教导青年人的一句话是：做学问，要坐得住冷板凳。他认为：文学创作，没有才华是不行的。特别是当诗人，没有灵感是不行的。而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就不一样，只要肯下死功夫，持之以恒，就必然会有成就。下一分功夫，就有一分成就，功夫愈深，成就愈大。因此，他劝人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得十年。许多人都听过他这样的叮嘱。
范文澜经常教导青年人的另一句话是：做学问，写文章，要言之有物，不要空话连篇。1961年，他针对当时一些文风不正的现象，发表了一篇反对放空炮的讲话，对历史学界影响很大，大家认为他讲得很对。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特点：材料丰富，文笔生动，寓论于史，引人入胜。范文澜做学术报告、在座谈会上发言也从来不说空话、大话。他对青年人进行思想教育，也是现身说法，循循善诱，从不拿大帽子压人，也不摆长者的架子训人。他在1949年担任华北大学副校长时就说：“真理在我们这边，依靠真理就是一切成功的保证，我们的任务在于诚恳地、耐心地、循循善诱地引导青年们看见真理之所在。我们相信，青年一旦看见了真理，那就如水归壑，沛然莫之能御了。坐春风而化时雨，人人乐于自我改造，这才是教育成功。”又说：“我们教育工作者，对广大青年应抱‘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的信心慎重将事，来完成党给华大的重大任务。”
一条是坐冷板凳，一条是不要放空炮。这是范文澜经常教导青年人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两条治学经验。著名学者韩儒林曾将范文澜的为学态度概括为：
（本文写于2017年，史料史实摘自范文澜自述《从烦恼到快乐》、彭明文章《范文澜：板凳须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