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敬：毛泽东称他为“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
刘宜卫
何思敬简历
三尺讲台，一方天地
何思敬早年留学日本。在那里，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经济学家河上肇教授影响很大，他有意识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参加进步活动。1923年，他开始以“何畏”的笔名向成仿吾、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组织的创造社投稿，后来还发展成为创造社成员，因其敏锐的形势分析能力被誉为创造社的“眼睛”。
1927年，何思敬结束留学生活，回国投身于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1932年5月，他通过了培训考察，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先后在中山大学执教十年，那时正值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在教学过程中达到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目的，何思敬常常采取各种巧妙方式来掩饰授课内容。他在课程开设的名目上加以转换，通过了学校的检查，而讲授的实际内容则由自己安排。课程表上排出的是“经济学”，他讲授的内容却是《资本论》；课程表上排出的是“方法论”，他讲授的却是唯物辩证法。
何思敬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紧密联系实际，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讲“战争哲学”这门课时，先从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谈起，联系日本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实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这两种战争的发展前途和胜利必属于中国人民的道理。当时，思想进步的学生非常关心红军长征情况，从反动报纸上又得不到任何真实消息。何思敬便把自己从各方面得到的红军长征情况和所运用的战略战术，用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加以分析，说明红军长征必胜，使同学们受到很大的鼓舞。
“我们经过抗日战争的熊熊烈火，必然会诞生出一个新中国来！”何思敬的课堂，更像是一场扣人心弦的爱国主义演说。他给学生们讲“凤凰涅槃”，以满腔爱国激情，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神话故事，来喻明旧世界旧中国的毁灭和新世界新中国的诞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他在三尺讲台上积极开拓革命事业，激励鼓舞学生们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言语为枪，执笔作剑
1934年以后，何思敬经常以开设学术讲演的形式，将中山大学文明路西堂文学院最大的课堂作为讲演会场，或讲述当前形势，宣传抗日救国，或以介绍各种社会学说流派的名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他曾在讲演中满怀信心地说：“国民党不去抗日而去‘剿共’，‘剿’到世界的末日吧，共产党是永远不会被‘剿’灭的，只会越‘剿’越多，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在东方建立起第二个莫斯科。”听众报以热烈掌声。何思敬从外文刊物上看到中共的《八一宣言》后，以讲演的形式，向群众进行宣传，讲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救国的十大主张，是当前挽救民族危亡的重大决策，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加以拥护，并特别号召青年学生做抗日的先锋。他的讲演吸引了校内外越来越多的听众，甚至连国民党燕塘军校的学员也脱下军装、穿上便服前往听讲。会场总是挤得水泄不通，没有凳子坐就站着听，室内站不下就站室外，无不一听为快。反动当局对此非常忌恨，指使特务连续向何思敬发出要暗杀他的恐吓信，但他置若罔闻，照样继续讲演。他的勇敢精神让学生们深为感动，称赞他“摸着老虎屁股骂老蒋，真使人佩服！”此外，何思敬还为一些院系开设不计报酬的“义务课堂”，讲授社会科学知识和回答学生关心的各种问题，让学生们更加关注国家大事。
同时，何思敬通过写文章、办刊物，积极宣传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坚决批驳偏袒日本侵略中国的国际舆论，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共鸣。1935年3月，他联合中大近百名教授，向全国发出《反对中日亲善之通电》，指出：“日人以武力掠夺东北，蹂躏淞沪，不自后悔，反北图蒙察，东扰平津，南窥闽厦，中扼长江，在此强权压迫下，而与之言合作，非投降而何？”同年11月，他又发表了《悲壮的民族史诗·序曲——抗战之号召》，号召国人以“乾坤一掷，乾坤再造”的大无畏精神奋起抗争。何思敬在《大众日报》《民族阵线》《在抗战的旗帜下》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抗日救亡文章，在其参与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会华南区总会主持工作时又编辑了《存亡》《前夜》杂志，用笔杆为抗日救国壮大力量。
学贯中西，以文辅政
何思敬在延安整整生活了九个年头，主要从事翻译马列著作、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的工作。他精通日、德、英、法等国文字，是革命队伍里少有的翻译家。他翻译的著作广受军政干部欢迎，其翻译出版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被列为当时干部必读之书。
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研究会，组织了数十名高级军事干部参加，让何思敬主讲。“由于当时只有一本文言译本，词意不顺，毛主席便指定何老根据德文原本译出。每次开会介绍一章，并印发复写译文，来帮助讨论。”当时参加研究会的莫文骅回忆说，“学完之后（也许在学习中），毛主席便写了《论持久战》。”
何思敬在法学上同样造诣颇深，毛泽东高度评价他为“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的人”，并称赞他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
抗战胜利后，何思敬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参加了重庆谈判。他积极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拟定谈判原则和方案。《双十协定》签字后，何思敬随周恩来等留在重庆，就未能达成协议的问题继续会谈。在此期间，他多次接见《新华日报》记者，在谈话中抨击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与人民争夺权利的行径，被社会舆论评价为“真有骨气”。政协会议期间，为了帮助群众认清国民党推行所谓“宪政”的欺骗性和“五五宪草”的反动实质，他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宪法谜语判析》一文，通俗地讲明宪法的概念和基本原理，对制定“五五宪草”的反动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
1948年，他根据中央指示，协助周恩来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为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做准备。他作为知识分子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新中国的成立积极贡献力量。
法量天下，薪火相传
身为学术造诣极高的法学家，何思敬心系青年，在法律教学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0年，何思敬奉调中国人民大学任法律系主任。他带着领导班子完善法律系制度建设，全面建立了系委会会议制度。他亲自参与课程讲授，帮助青年教员提高教学水平。他十分重视科研工作，使法律系教员的教学和科研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何思敬重视学员的思想教育。法律系建立初期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招收的学员政治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为此，何思敬做了一次关于端正学习态度的报告，驳斥了“怀疑四年也学不到什么东西”的错误观点。
在法律系的初创过程中，有十余位苏联专家前来援助。何思敬非常尊重苏联专家，十分关注这些教员的生活与安全。在苏联专家生病时，他主动前去探望；当苏联专家回国时，他便组织送行。这体现了当时中苏两国教员纯洁的同志式友谊。
1955年，何思敬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全面负责该系的筹建工作。他迅速组建起教学机构，调配了教师队伍，制定了教学计划，为如期招生创造了条件。后来，他调任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教授，从此更加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出于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的崇敬和热爱，遵照列宁提出的“不懂得黑格尔就不懂得马克思”的深层研究方向，何思敬在20世纪60年代，不顾年老体衰，以高度的热情和严肃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行了溯本求源的研究。甚至在生命的最后四年，他仍根据原文翻译了黑格尔的巨著《大逻辑》，为后人留下了该书的未定译稿。为了译好这本巨著，他克服了年老体弱、视力衰退、缺少得力助手等种种困难，整整花了四年的时间去研读《大逻辑》，并拿德、英、日三种版本对照把它重新译为中文。不论是严冬还是酷暑，从不间断。
买书、读书和译书，是何思敬的最大嗜好。他到北京工作后，经济条件大为改善，除了家庭生活费用之外，其余收入大都用于买书。
何思敬一生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只有用心血化成的几箱手稿和满屋的藏书。
（原文发表于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