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学分析教育和犯罪的加里·贝克尔

“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

本书首先要介绍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教授以及他的“人力资本理论”。

贝克尔因将微观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市场经济活动以外的人类行为及其相互作用的研究而闻名遐迩。除获得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外^[1]，他还荣获过诸多殊荣，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

将人才视为经济增长所需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是贝克尔教授提出的创新思想之一。他将“人”也视为一种“资本”，通过对专业或一般性教育的“投资”，在理论和实证层面上深入分析了这对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

他将教育与股票类比，视其为一种可期待回报的“投资”，把受教育者和未受教育者的工资差异视为收益。他认为，能够获取更高的学历从而取得更高的教育投资回报率是教育投资的主要动机。通过提高人力资源的生产能力，可以实现更高的回报，是贝克尔等人的研究所证实的。他的研究使企业和政府看到了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的重要性。

除了研究“人力资源”，贝克尔教授还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教育、犯罪与刑罚、婚姻、离婚、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等领域的问题。他在种族歧视问题上证明了不仅被歧视者会受到伤害，歧视者也会受到不利影响。换句话说，他是一位将过去主要在社会学领域进行分析的问题，在经济学中进行理论验证的研究者。

从听弗里德曼的讲座到成为一名经济学家

贝克尔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时主修数学，但逐渐对经济学产生兴趣。不过，大三时，他曾认为“经济学并未触及重要的社会问题”，甚至一度考虑过是否要转向社会学。但最终他还是选择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

1951年，贝克尔听了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教授的微观经济学课程。以此为契机，他下定决心要更加深入地研究经济学。弗里德曼教授强调经济理论不是聪明者进行游戏的玩具，而是分析现实的有力工具，这一点深深地打动了贝克尔。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研讨课以激烈的观点对撞著称。上台报告的人往往会被台下的听众批评得体无完肤。贝克尔也不例外。在弗里德曼教授的严厉指导下，他不断地锐意进取，习得了通过坚持自己的主张进而引发众人讨论的技能。

1957年，他与弗里德曼教授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基于该论文以及后来的博士论文，贝克尔完成了他的著作。书中运用经济学理论对少数群体的收入、就业和职业中存在的歧视、偏见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2]。从那时起，他便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即一定要用理论来分析实际的问题。

这在当时被认为是非常激进的研究，因而遭到了其他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敌意对抗和恶意抹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受到关注。然而，以弗里德曼教授为首的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大家们却发现了其观点的重要性，并对贝克尔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他的著作《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这是他离开芝加哥大学，加入哥伦比亚大学和全美经济研究所后参与项目的成果。然而，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爆发了大规模学生示威抗议活动，以反对该校的“地域种族歧视政策和支持越战”的行为。于是，1970年，贝克尔回到了芝加哥大学。

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后，贝克尔主要致力于与家庭有关的研究，包括结婚、离婚以及家庭成员间的利他行为等。1981年，他将一系列论文结集出版，即著名的《家庭论》。此后，他继续深入探讨家庭结构的变化对社会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贝克尔仍积极参与研究活动并热心于指导后辈。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5年后的2007年，他又获得了美国总统颁发的“自由勋章”（The Medal of Freedom），这是继弗里德曼以来第二次有经济学者获此殊荣。这也证明了他已经成为经济学领域最杰出的研究者。

实际上，贝克尔是弗里德曼的忠实学生。每当在公众场合提到弗里德曼，他总是会加上“我的老师”（my teacher）这一称呼。^[3]

其实，人力资本理论的现代构成也是由他的导师弗里德曼和西蒙·库兹涅茨开创的。两人计算了特定类型职业培训的回报率，并介绍了职业技能的重要性，还引入了一般人力资本和特殊人力资本的概念。然而，这些观点大多是基于隐性知识的思考和经验法则。在贝克尔接手后，他整理了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各种文献，并用简明的理论框架将它们整合在一起。^[4]

桃李满天下的良师、左右政策的智囊

贝克尔始终怀着对导师的景仰之情，并通过培养众多后继者树立了自己的声望。如畅销书《魔鬼经济学》的作者史蒂芬·列维特和本书第六章登场的约翰·李斯特等世界知名经济学家，都是在贝克尔的指导下取得了斐然成就。

列维特曾说过：“他因为能洞见真相而为人们所敬畏。但贝克尔的内心深处却满怀着人间大爱。”^[5]贝克尔的理论对政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今，我们在各类媒体中经常听到的“教育投资”这个词，早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表达。然而，正如前文所言，当这一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初首次被提出时却引来不少非议。因为在当时将人视为资产，就是将人当作奴隶，被解读为以金钱衡量一切的观念让许多人产生了抵触心理。

因此，直到1993年左右，美国才开始普遍接受“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一说法。之后，在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的竞选活动中也开始频繁使用“对人力资本的投资”（investing in human capital）这一表述。对此，贝克尔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感慨：“如果放在十几年前的话，我根本无法想象能在总统选举中听到这一专业术语。”^[6]

急速受到瞩目的“人力资本理论”

虽然“人力资本理论”十分与众不同且贴近人们的生活，但直到2022年前后，这一理论才在日本受到关注。这离贝克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过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此之前，为何这一理论未能在日本受到广泛关注呢？

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日本，以已故的宇泽弘文先生为首的日本经济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日本经济学家，对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特别是弗里德曼持有高度批判态度的缘故，认为其理论“不切实际”“反社会”。这也难怪，毕竟这一理论即便在美国也曾因为过于新颖而被人们排斥。

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贝克尔门下学习，现任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教授的赤林英夫先生回忆道：“当时（日本的经济学者）的论调是如此严苛，以至于我很担心自己去芝加哥大学求学后，将来能否在日本（的大学）找到教职。”即使放眼世界，像已故的保罗·萨缪尔森先生等不少经济学家也对贝克尔提出的理论进行过批评。然而，贝克尔的目的却是故意要引起大家的争论，然后再通过一一反驳将讨论引向深处，这正是他在芝加哥大学练就的看家本领。在当时的美国，几乎所有顶尖的经济学家都卷入了与贝克尔的讨论。

赤林先生介绍说：“借用劳伦斯·萨默斯^[7]的话，贝克尔就是一位试图用经济学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皇帝’。因此，有时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批评他的研究将所有行为解释为基于金钱动机的合理决策。”^[8]

然而，之所以将动机转化为金钱是因为这样的论述更容易引发讨论，更易于理解。近年来，对幸福度的测量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贝克尔的观点也在专业领域得到了认可。贝克尔从学生时代开始便对社会学领域情有独钟，从他的研究经历中不难看出，贝克尔并不仅仅是关注“金钱动机”。只是在当时，这种思想还很难为人们所理解。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在他的其他研究中找到证据。比如，贝克尔曾扩展了经济学中“合理性”的定义，将“对他人的关心=利他心”引入合理行为的模型中。家庭成员间的利他心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在贝克尔的模型中，父母的效用函数（通过消费量和价格的关系来表示消费者的满意度）中嵌入了子女的效用函数。也就是说，如果孩子快乐，父母也会快乐。从这一原则出发，利他心也并非非理性的行为。”^[9]

的确，像贝克尔这样关注“人类合理性”的研究为我们了解行为经济学的进展奠定了基础。比如，对捐赠动机的研究后来成为行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议题。

经济学普及的推动者

贝克尔还不遗余力地投入向普通读者普及经济学的活动。从1985年到2004年，他在美国商业杂志《商业周刊》（现为《彭博商业周刊》）上，每月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布林德教授轮流发表专栏文章，对美国的舆论和社会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2004年开始，他与经济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先生一起创建了著名的“贝克尔-波斯纳博客”。从美国政治到社会差距，再到好莱坞等，他对这些话题以独特的视角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持续积极地发表言论。这些内容在日本被翻译成《贝克尔教授、波斯纳法官的博客经济学》（东洋经济新报社）一书出版。此外，他的教材《经济理论——芝加哥方法解读人类行为》（宫泽健一、清水启典译，东洋经济新报社）也于1976年在日本出版。

贝克尔于2014年去世，享年83岁。

作为新领域的开创者，贝克尔培养和指导了许多研究者。在本次采访中，我也与他直接交流了有关领导力培养与日本的未来等问题。这次采访于2008年发表在实验性的媒体《日经商业管理》杂志上，被列为“贤者的警钟”系列之一。^[10]

贝克尔提到，对于培养领导者，需要培养他们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在身边树立良好的榜样，建立能够跨越上下级关系来进行讨论的良好氛围。他还强调，完善的职业培训体系和移民政策将为人口减少的日本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机会。

虽然这次访谈是在2008年7月29日进行的，但贝克尔在当时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当今日本社会正在直面和讨论的问题，并从他独特的视角提出了解决当前问题的途径。老龄化社会的现状尽管相较于那时已大不相同，他的看法或许仍能成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的重要参考。

◎访谈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