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朝鲜半岛的佛教文化
首先，高句丽国的佛教传入。《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小兽林王二年（372）六月条：“秦王符（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又：“四年，僧阿道来。五年春二月，始创肖（省）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2]前秦王苻坚于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向高句丽国派遣使者，僧人顺道同行，并赠送佛像和经卷，由此拉开佛教在高句丽传播的序幕。小兽林王四年（374），僧人阿道前往布道。翌年，修建省门寺和伊弗兰寺，分别用作顺道、阿道弘法的道场。其实，在佛教公传之前，民间人士已经更早地接触到了佛教。梁慧皎撰《高僧传》卷4《义解》：“支遁遣使求买仰山之侧沃洲小岭，欲为幽棲之处。潜答云：‘欲来辄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遁后与高丽道人书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刘公之弟子。体德贞峙道俗纶综，往在京邑维持法网，内外具瞻弘道之匠也。’”东晋支遁（314～366）在写给高丽道人的书信中充满对大德竺潜（286～374）的赞美之辞。从支遁与高丽道人的交往来看，高丽道人当是一个留学江南的僧人。该例足以说明在佛教公传之前，高句丽国民间已经有人接触到佛教，并与中土高僧有过密切的交往。
高句丽国佛教的特点有三：一是历代国王对佛教的大力扶持；二是以混杂的形式同时接受了前燕（337～370）、前秦（350～394）的华北佛教与东晋江南的贵族佛教；三是涌现出多位佛学造诣精湛的学僧，如江南三论学派的鼻祖僧朗、日本三论宗的始祖慧灌[3]等。梁慧皎撰《高僧传》卷8《法度传》：“度有弟子僧朗，继踵先师复纲山寺。朗本辽东人，为性广学思力该普。凡厥经律皆能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命家。今上深见器重，敕诸义士受业于山。”僧朗曾师事法度，学习经论，尤其精于华严、三论之学。历住摄山栖霞寺、钟山草堂寺讲经说法。梁天监十一年（512），武帝仰慕僧朗的德望，敕令僧诠、僧怀等10名硕学在僧朗门下薰习三论。僧诠继承师学，与法朗、吉藏师资相承，集三论学派之大成，最终成为江南三论学派二祖。
其次，百济国的佛教传入。《三国史记》卷24《百济本纪》枕流王元年（384）九月条：“九月，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王迎之致宫内礼敬焉。佛法始于此。二年春二月，创佛寺于汉山，度僧十人。”[4]由此可知，东晋胡僧摩罗难陀于枕流王元年到来，是在百济国佛教公传的元年。在三国之中，法华信仰是百济佛教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发正、玄光和慧显三位高僧的事迹足以证明这一点。唐僧详撰《法华经传》卷6《讽诵胜利》曰：“百济沙门释发正，梁天监中，负笈西渡，寻师学道，颇解义趣，亦修精进，在梁三十余年。归本土发正道闻他说，越州界山有道场，称曰观音，有观音堵室故往视之。”发正于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来到中国求法，滞留三十余年。发正回国之际，在越州山里的交界处，耳闻目睹了受持《法华经》以及信奉观音菩萨的种种功德。
宋志磐撰《佛祖统纪》卷23：“大建中南岳思禅师，为海东玄光法师说《法华经安乐行义》。归国演教，为高丽东国传教之始。”玄光于南岳衡山跟随晚年的慧思（515～577）学习《法华经安乐行义》，印证法华三昧。在慧思的弟子当中，获得授记的只有何玄和智顗。受慧思嘱托，玄光于威德王年间（554～598）回国，在百济教化民众，在熊津翁创建寺院，聚众说法，成为百济传播佛教的第一人。玄光手下有火光三昧和水光三昧两名弟子，名字取自《法华经·妙庄严王本事品》，言其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或者身下出水、身上出火的修行方法。[5]
慧显没有到过中国，但有关他的修行事迹和神异传说早就传到中原。据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28《读诵篇》载：“释慧显，伯济国人也。少出家，苦心精专，以诵《法华》为业，祈福请愿，所遂者多。闻讲三论便从听受，法一染神弥增其绪。初住本国北部修德寺，有众则讲无便清诵，四远闻风造山諠接。便往南方达拏山，山极深险重隒岩固。纵有往展登陟艰危，显静坐其中专业如故。遂终于彼。同学舁尸置石窟中，虎噉身骨并尽，惟余髅舌存焉。经于三周其舌弥红赤，柔软胜常，过后方变紫鞕如石。道俗怪而敬焉。俱缄闭于石塔。时年五十有八，即贞观之初年也。”慧显一心读诵《法华经》，祈祷福德，多有应验。他在百济北部的修德寺挂锡，有听众则讲法，无听众就念经。后来移居南方的达拏山，628年圆寂，时年58岁。慧显的同修将他的尸体放进一个石窟，尸体身上的骨肉被老虎吃光，只剩下骷髅和舌头。三周过后，舌头依然柔软鲜红。这则僧传说明《法华经》在百济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修德寺是一家护国寺院，源自守护北方的功德天信仰。《法华经》对百济来说，是一部安邦镇国的经典。熊津年代创建的大通寺，其寺名并非指梁武帝的年号“大通”，实则取自《法华经》中的“大通智胜如来”的名字。[6]
再次，新罗国的佛教传入。《三国史记》《三国遗事》《海东高僧传》都有关于新罗佛教初传的记载，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尽管如此，学术界有一点还是较为统一的，即将法兴王公开承认佛教一事看作佛教在新罗传播的滥觞。据正史《三国史记》卷4《新罗本纪》[7]载，法兴王十五年（528），国王振兴佛教，大臣们却说三道四，闹得沸沸扬扬。舍人异次顿上奏说：请杀了我来平定众人的异议。国王曰：我希望振兴佛教，不能杀害无辜。异次顿回答道：如果能够振兴佛教，我虽死无憾。于是，国王召集群臣商议。大家都说：现在的和尚，剃着个娃娃头，穿着奇装异服，鼓弄唇舌，不走正道。如果任由他们，将来势必后悔。所以臣等宁愿犯下重罪，也绝不奉旨。异次顿反驳道：诸位说的，都不正确。所谓有非常之人，而后有非常之事。佛教深邃奥妙，恐怕不得不信。国王说：大家说得这么坚决，都不肯改变想法。相反，只有你一人坚持己见。两种看法，我必须选择一个。于是，国王下令斩杀异次顿。异次顿临死时说：为了佛法，我甘愿受刑。佛若有灵，我死之时，必有灵异之事发生。异次顿被斩首后，血从脖颈处涌出，颜色如同白色的乳汁一般。众人惊怪不已，再也不敢妄议排佛之事。
新罗佛教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新罗诸王崇佛与佛教的兴隆；新罗佛教的护国色彩；新罗的求法僧；新罗花郎集团与佛教。这里关注佛教思想在花郎集团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三国史记》卷4《新罗本纪·真兴王》记载：“三十七年春，始奉源花。初君臣病无以知人，欲使类聚群游，以观其行义，然后举而用之。”花郎集团的兴起是出于选拔人才的需要。在此之前，君王、大臣无法辨别人才，于是就将有志者聚集起来一起活动，以此来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又“其后更取美貌男子，妆饰之，名花郎以奉之”。后来，开始选择外貌俊朗的年轻男子，他们穿着华丽，被称作花郎。又“或相磨以道义，或相脱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荐之于朝”。郎徒们互相切磋道义，欣赏诗歌、音乐，时而游历名山，时而畅游大河，不论远近，无所不至。通过这些活动，来考察郎徒的人品，将优秀者推荐给朝廷。又“故金大问《花郎世记》曰：‘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花郎集团为国家培养忠君爱国、骁勇善战的栋梁之材。又曰：“崔致远《鸾郎碑序》曰：‘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祥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代也。’”花郎的精神是三教合一的一种完美结合，体现的是儒家的孝行、忠君爱国的入世思想，道家的无为、以自然为师的处世哲学，释家的止恶、劝善奉行的出世指南。六世纪末，佛教的弥勒信仰传入新罗，人们相信花郎就是弥勒的化身，郎徒受到弥勒的庇护，死后会往生兜率天。又曰：“唐令狐澄《新罗国记》曰：‘择贵人子弟之美者，傅粉妆饰之，名花郎，国人皆尊事之也。’”[8]因此，花郎集团令名远扬，不仅受到国内人民的爱戴，甚至为唐代的士大夫所知晓。七世纪初叶，圆光（555～638）从中国学成归国，他提出了“世俗五戒”，即“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阵无退，杀生有择。”（一然撰《三国遗事》卷4《义解·圆光西学》）儒家政治伦理与佛教教义在此融为一体，成为花郎集团的基本理念。僧侣在花郎集团开始时仅起到辅助的作用，后来佛教理念逐渐占领花郎集团信仰的中心位置，并最终成为新罗统一半岛的原动力。[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