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上古文体学研究

按照日本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日本文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古代、中世、近世、近现代。古代文学又分作前后两期：前期指奈良时代（538～809），称作“上代文学”；后期指平安时代（810～1192），称作“平安文学”。[9]单从文学史的时代划分来看，“上代文学”相当于中国文学史的“上古文学”（先秦、两汉文学）。在中文行文的背景下，本书所言及的日本“上古文学”即指“上代文学”。德光久也撰写的《上代日本文章史》一文曾对日本近现代的代表性学者有关上古文学文体的分类进行过细致的梳理。[10]兹撮其要义，分作三端，归纳如下。

其一，“二分说”。提出这一划分法的学者有佐佐木信纲、吉泽义则和津田左右吉。佐佐木信纲将上古文学作品分作“正格汉文”和“俗文”，前者指符合汉语表达规则的文章体裁（引注：作者没有具体指出哪些作品）。后者指有别于汉语表达习惯的文章体裁，具体包括三种形式：一是未使用万叶假名的文章（以日语叙述为主的汉文）；二是使用万叶假名或夹杂万叶假名的文章，有的通篇由万叶假名写成，有的仅仅是虚词用假名表示（方法是虚词大写或小写）；一些词语用假名表示（笔者注：如地名、神名等专有名词）。[11]吉泽义则将奈良时期的文学作品按文章体裁分作“汉文”和“国文”[12]两类，再细分作“东镜体”（日记体裁、日汉混合文体）和“宣命体”（日文体裁的诏书、敕令）。属于“东镜体”的作品有《药师佛光背铭》、《上宫记》、《法王帝说》、《高桥氏文》、《古事记》、《万叶集》歌题，以及进入平安时代以后的《日本灵异记》、《将门记》、公卿日记、《东镜》等。该文体亦见于朝鲜半岛，最为古老的当属作于天平宝字二年（758）的葛项寺《东塔铭》。“宣命体”同样见于朝鲜半岛。[13]津田左右吉将上古文学作品分作汉文体裁和“采用汉字书写日文的体裁”两类，后者具体指下面三种形式：舍去汉字的字义，用作标音文字，如“记纪歌谣”（收录在《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歌谣的总称）；借用汉字的字义，用于表示日文，即用作训读文字；上述两种形式混用，即音训兼顾，实用性文体多半采用该形式，《古事记》当中保留下来的“旧辞”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法隆寺《药师佛光背铭》亦可见同一情况。上述三种形式之中，在书写某一词语时，可见三种形式并用的情况，但在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时，多采用第二种或第三种形式。这或许是日文遣词造句的方法与古汉语不同，仅凭第二种形式难以达意的缘故。[14]

其二，“三分说”。提出这一划分法的学者有久松潜一、桥本进吉。久松潜一将上古文章分作纯汉文类，如《日本书纪》《常陆国风土记》；日文非纯类，指行文中既有非纯正的汉文，又有不地道的日文，如《古事记》《播磨风土记》；从“祝词”向“宣命”转变的体裁，该类日语表达纯粹，是出于使用汉字表现地道的日文的需要而形成的独特的表现形式，属于处于纯正日文的草创阶段的一种形态，成为后来汉字假名夹杂文体的滥觞。[15]桥本进吉的三分法：一指汉文；二指变体汉文，如正仓院文书中的一些体裁、平安中期以后的男性日记和“东镜”；三指和歌及日文。桥本指出，随着使用汉字的熟练程度的提高，作者开始使用汉字撰写纯粹的日文。在单个的词语表达方面，一是全部使用万叶假名，如“之良受”“美留比”等；二是借鉴汉字汉文的训读法，如“不知其人”；三是混用上述两种情况，如“知受”“见流人”。另一方面，在书写篇章方面，一是通篇采用“万叶假名体”；二是主要按照汉语的语法规则书写，但兼顾训读后又能表现日语意思的体裁，如《古事记》；三是按照日语语序，表达各个词语时以混用方式为主，辅以第一、二种方式，如“宣命”等。[16]

其三，“四分说”。提出这一划分法的学者是仓野宪司，上古文章的四种文体分别指纯汉文体、准汉文体、“宣命、祝词体”和“万叶假名体”。第一类纯汉文体是当时的文言体，作者多为朝鲜半岛的归化人及司职于文部、史部的归化人的后嗣以及日本知识阶层精英，作品如《日本书纪》、《常陆国风土记》、《古事记》和《怀风藻》的序文、大部分金石文、《万叶集》的歌序和尺牍类、《经国集》中的对策文，等等。第二类准汉文体是当时的口语体，在形式上遵循汉语的句子结构，但主要部分为日语表达，如《古事记》、《播磨风土记》、《法隆寺金堂药师佛光背铭》、正仓院文书中一些文类。第三类“宣命、祝词体”，系日语式表达，鲜见汉语语序倒置的现象，助词和词尾活用细笔小写，但在语法上多遵循古汉语的规则。第四类“万叶假名体”，汉字用作表音文字，《古事记》的作者想做却未能完成的一种体裁，只有“记纪歌谣”和《万叶集》的若干卷采用了这一模式。此外，正仓院文书《续修别集》第48卷中亦见此体写成的文书。以上各种体裁有时单作一体，有时多体并存。[17]

通过梳理上述日本学者有关上古文学文体的分类，以下几点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一是上古文学文体研究始终关心的是文本的体裁样式。因为“在日本文学传统中，通常将文学题材划分为‘诗’（汉诗）、‘歌’（和歌）、‘日记’、‘物语’、‘草子’、‘芝剧’（戏剧）等体裁样式。”即根据文学作品的体裁样式来划分问题类型。[18]二是诸家都采用比较文体学的方法，严格区分汉文与“和文”或“国文”在语言风格上的异同。其中，确定汉文的标准是所谓纯正与否，即是否合乎古汉语语法规则。因为学者们对古汉语语法规则的把握程度客观上存在差异，所以这里的标准本身带有较大的主观性。三是在上述多种分类中，几乎都没有涉及汉文佛经文体的问题，这也正是本书的着眼点，是本书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从方法论上来说，要弄清上古文学的佛经文体的特征，需要“注意联系汉籍经史子集等外典文献来考察，有些词汇句式，可能是存在于更早的外典文献中，需要进一步在‘日文典籍—汉译佛经—外典文献’三者之间更用力探查，以免遮蔽了问题的复杂性，而失之偏颇”[19]。关于外典文献对上古文学“和习”文体的影响，日本学者森博达[20]和国内的马骏[21]等都进行过做过详细的考察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