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是万吨巨轮，还是一叶扁舟？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谈起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世界之中国。在这样一个“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的时代格局中，中国要实现发展就必须处理好与世界的关系，为此就要设法认识世界，从而形成关于世界问题的观点和看法。这种理性上的自觉常常是我们实践自觉的先导。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在关于世界问题的认识上，形成了一系列大观点、大论断、大判断。1974年，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为当时我国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亦为我国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霸权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他明确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1]对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为新时期我们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提供了根本指针。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出现的新趋势，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主张和做出了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这一系列蕴含着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意义的新理念，为新时代我们深入把握国际局势演变、人类社会发展走向以及制定符合时代演变要求的发展大计提供了重要指导。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党的十八大上被正式提出，这是我们对新的国际现实的深刻体认和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诉求。此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成为政界和学界研究宣传的热门话题。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他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其实是理念和实践、应然和实然、目标和手段等的统一，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多的是一个实然性的判断，主要是对客观现实的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含或提供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如提供着动力、方向和要求等，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规约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是大理念、大概念，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认知和判断。这种大理念或大概念，需要从哲学角度予以把握。换言之，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和认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坐地日行八万里”“万类霜天竞自由”“人间正道是沧桑”，世界万物无时不变，人类社会也日新月异。当前，世界就面临着百年未有之重大变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三个重要特性。其一，属人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从天而降、自然发生的，它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属人性。

其二，多力量要素的复合性或集合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生和发展，不是单一力量要素造成的结果，而是诸多力量要素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及渗透状态下的产物，如此多样的力量要素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和演进的“历史合力”。从属人性的角度看，促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体是人，但这个“人”主要表现为国家主体，因为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就是大大小小不同的国家。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促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力量要素就是国家或国家主体。在大变局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新兴国家；既有中国因素，也有美国因素；等等。就其中的中国因素而言，世界之所以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西方传统优势力量的衰弱和中国等一批新兴国家的崛起，并由此导致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以及世界战略影响力量的平衡化等态势的出现。当今世界，中国元素、中国身影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鲜明。在一个中国制造和中国游客遍天下的时代，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在大变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正能量。中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3]。例如，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出境游输出国、最大的消费市场、最大的制造王国，当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长时间宅在家里的时候，东南亚的风景区失去了往日的喧嚣、欧美的名贵商品出现了滞销、全球许多跨国企业都在“等米下锅”，等等。可谓“中国踉跄，世界发抖”。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从一个侧面“活生生”地揭示了“中国好，世界才更好”的道理。

除了国家这一基本的力量要素之外，在大变局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力量要素，如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科技、生态、安全等，这诸多的力量要素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作用和转化，共同促成了大变局的发生和发展。当然，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经济、政治、科技、生态等都是依附性的要素，它们的作用是通过国家这一基本的具有“实体性”的力量要素而发挥出来的。换言之，国家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挥的主导性作用，正是通过它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生态等领域的政策、做法或态度而加以体现或显现的。如果一个国家奉行的是“美美与共”的非零和博弈的理念和做法，它就会对大变局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奉行的是“自我优先”或“自我独大”的零和博弈的理念和做法，它就会对大变局产生消极的阻碍作用。

其三，矛盾性。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促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诸多力量要素特别是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有的国家都是“地球村”的重要成员，但国家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矛盾关系。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就是一种矛盾性的变，或是一种矛盾性的存在。“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4]同样，“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5]。可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诸多力量要素特别是国家间矛盾斗争的结果。没有矛盾，既没有“变”的发生，也没有“变局”的形成。既然变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所以，就要求我们运用矛盾的观点和方法予以分析把握。而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矛盾观来审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可以对它获得一种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在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看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矛盾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变的方向上，大变局是向上和向下的统一。大变局中存在着积极的因素和消极的因素，或存在着进步和反进步、文明和反文明的趋向或情况。积极的因素促进着向上、向前的变，如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就是一种积极的因素，是重要的战略平衡力量，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全球共同发展的正能量。一些新科技因素的释放和参与，也会加快世界局势和人类社会的积极变化。但在大变局中，还存在着诸多消极的甚至是不可测的因素，如美国等国大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奉行零和博弈思维，使世界之变面临着分裂、震荡甚至“翻车”等的危险。此外，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恐怖主义等也使得这个变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就使人类相当焦虑，使人们看不清未来的路。“地球正处于快速恶化之中。主流文明中经济的表面繁荣都建立在消耗和浪费地球的自然‘资本’基础之上，也建立在人们之间，以及人与地球共同体其他成员之间不平等加剧的基础上。每年的警示日益醒目，但不可逆转的损害却越来越大。”[6]2019年9月，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称，2015～2019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时代升高了1.1℃，气候变化的进度和严重程度远远超过10年前的预测和评估，全球气候临界点正在加速到来。事实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于2018年10月就发布了一份关于全球升温不能超过1.5℃的“特别报告”。报告称：如果我们不付出史无前例的努力去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之内，最快在2030年，可能就会触及1.5℃的红线，毁灭性的气候灾难：大饥荒、旱灾、洪灾……就会统统爆发。也就是说，最快12年后，好莱坞大片中的惊天大灾难可能会真真切切地在我们眼前发生。这也是一种变，当然是一种灾难性的变。还有，鼠年伊始的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病毒——新冠肺炎病毒，就使得中国一度“停摆”、全球恐慌，也增加了大变局的不确定性。

第二，就构成要素的属性来看，大变局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在大变局中，有每个主体要素的主观意志的成分，这些不同的主体意志如不同国家的主观意志都对大变局的发生和发展发挥着这样那样的作用。当然，在大变局中，不同国家所发挥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具有实力的国家如发达国家或霸权国家就对大变局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甚至能成为大变局的推动者、引领者、左右者，而那些实力弱小的国家就对大变局的影响力有限，在大变局的波浪中往往是随波逐流，被动接受或应付。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观意志，但不幸的是，别人的主观意志恰恰构成了“我”的主观意志的现实制约因素，而且别人的主观意志总是利用或通过客观的物质性的力量要素，如经济、军事、科技、能源等加以体现或显现。例如，大变局中每个国家都有其主观愿望，都希望自己在大变局中是获利者，希望大变局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进。为了实现这种主观愿望，几乎所有国家都要借用一些物质手段或物质力量。这样，别国的主观意志虽然是主观的，但对我而言，却成了制约我的主观意志实现的“客观”因素或现实因素。这就是大变局中主观意志的相对性问题。正因如此，在大变局中，虽然那些实力型国家甚至霸权型国家对大变局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也不可能总是做到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甚至胡作非为。在当今国际社会一些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就对它们主观意志的发挥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在大变局中的客观性因素，除了凭借着物质性的手段或条件而发号施令的主观意志之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因素，如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全球性问题等，它们对变局的主体特别是国家主体的主观意志起着重要的反作用或限制作用。

第三，从变的形态上看，大变局是实然和未然的统一。在大变局中，有的已经发生，如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蓬勃发展；有的正在发生，如世界权力转移出现重大变化，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主导世界的权力或力量第一次开始向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区转移，世界主导权在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之间“轮替”的局面正在成为历史；有的还没有发生，当然出现了苗头，气候恶变虽然没有真真切切地到来，却出现了不好的、令人担忧的迹象，人类社会的变化呈现“自毁化”的倾向。实然是我们认识大变局的现实基础、客观前提，是我们决策和选择的事实依据；未然体现或蕴含着进一步变化的空间和可能性。当然，可能性有多种，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有利大弊小的可能，也有弊大利小的可能。因而，我们要立足实然，着眼未然，使大变局向着有利于人类根本利益的方向演进，不能使人类的未来失控甚至导致整个人类的毁灭。

第四，从变的机制上看，大变局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变是肯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总的趋势是向前、向上的，这些都带有必然性，是一种客观的大趋势。也就是说，大变局是基于必然性而发生的。但在对“变”产生影响的诸多“变量”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若干偶然性因素，这些偶然性因素蛰伏潜藏，一遇到时机或条件往往突然爆发，使得变具有了较大的高风险性、高代价性、不确定性、不可控性。也就是说，偶然性对于大变局具有明显的扰动意义。当前在世界上就存在着一些热点问题或敏感区域，如在中东地区、在克什米尔地区甚至在台海地区等，都潜伏着偶然性的因素或苗头。在大变局中，虽然必然性起着主导作用，但偶然性事件或因素会对大变局的走向、进程、状貌等起到非常大的干扰作用。例如，始于2018年的美国和伊朗的摩擦和对峙，就存在着相当大的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在波斯湾这个“火药桶”中，一个偶然性的“火星”，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局势的失控，进而给大变局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在进入2020年的第三天，美国就对伊朗军方的高级将领施行了斩首行动，随后伊朗又对美国的两处军事基地进行了导弹袭击。这莫非预示着，甫一进入21世纪的20年代，我们就迎来了更加动荡不安的时期？总之，我们基本的方略是，要立足必然性，防范偶然性，消除不确定性，使大变局能沿着既合人之理又合天之理的进路演变。

第五，从中国的角度看，大变局是利我和损我的统一。认识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把握其价值意蕴，有一个基本的立场或角度，就是既要立足于整个人类的立场，也要脚踏中国大地，基于中国人民的视角观察和认知。变是客观的，具有实然性，但实然中包含着应然，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和选择，这实则是一个价值立场问题。换言之，大变局的“变”是好还是坏、是向上还是向下，当然要基于“我”的立场来分析判断。站在中国发展进步的基点上观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蕴含的价值趋向，就是利我和损我的统一。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趋势和呼声日益增强和高涨，再加上新科技革命的出现、世界战略力量的调整等，对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及中国的持续顺利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助推作用。另一方面，大变局中出现的一些因素或现象也为我国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压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7]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美国学者和政客近乎本能地视日益强大的中国为美国的“天然对手”，并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对抗叫嚣声。我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目前，美国正在进行着它百年来的又一次战略转移，企图包围并分裂中国。具体做法是，操持着美国优先的战略理念，加强它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形成针对中国的C形包围圈，加大与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摩擦，频频挑起周边国家与中国的争端，意图扫除统治全球的障碍，进而彻底追求世界的美国化。这种大变局中所出现的负面能量或负面因素，使我国的发展面临比较大的外部压力，增加了我国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它们是处于同一时空下的变。正是在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变化中，存在着两个大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8]这两个大局存在着矛盾性关系：在中国之变和世界之变之间，既具有统一的相互调适的一面，也具有对立的相互抵牾的一面。统一性表明了新时代我们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性，而抵牾性则表明了我们在发展中坚持自主、开展斗争、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奋斗的根本目标，而这个目标的实现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推进的。对于我们而言，要在这场大变局中挺得住、站得稳，过得去，并能顺利实现我们的梦想和目标，唯一的选择就是发展，根本的坚持也是发展。换言之，我们要在大变局中化危为机、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利用大变局的有利因素，把握大变局的主动性，避免大变局带来的被动性，减少大变局造成的麻烦性，就必须一如既往地高举发展的大旗。我们在发展中富起来了，也只能在发展中强起来。在大变局的惊涛骇浪中，万吨巨轮和一叶扁舟的处境、遭遇、结局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唯有发展才能把我国做强做大，唯有发展才能增大我国的“吨位”、增强我国应对风险和挑战的定力。

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斗争是我们必要的手段。和平、发展是大变局中不变的底色和主旋律。尽管在全世界刮起了“绿色风暴”，以至于连瑞典16岁的少女格雷塔·桑伯格都参与其中，她发起的“学校气候罢工”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她因此得到了梵蒂冈教皇的接见，并成为美国《时代》周刊2019年的“年度人物”。但需要说明的是，环境正义永远代替不了发展正义，抑或说只有在发展正义的基础上才能谈环境正义，发展必须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不能以环保之名限制甚至剥夺它们的发展权，更不允许以环保的名义固化世界范围内贫富不均的格局。联合国粮农组织原总干事萨乌马曾指出：“真正的敌人是贫穷和社会的不平等，怎能让饥饿的人们在生存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来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以及为后代创造财富呢？”[9]在这个复杂多变、差异失衡的世界，发展无疑是我们的“定海神针”，是我们的制胜法宝。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统一，我们要告诉世界的是：第一，我们要发展；第二，我们要的是绿色的发展。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发展来实现中国的伟大变化。

当然，大变局背景下的中国之变，体现的是新时代的变，在发展学的视阈中则表现为整体性发展的出场。绿色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新时代我们所追求的只能是整体性的发展。换言之，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就是一种高质量、低代价、互利型、全面协调可持续并具有美好品质的整体性发展。整体性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根本逻辑，是大变局中我国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对全世界交出的具有发展学意义的合格答卷，因为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两个大局的统一，真正能把中国打造成一艘万吨巨轮，使我国在大变局的沧海汪洋中，乘风破浪、高帆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