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开卷明义，本书主要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它并不是一本体例周密、包罗万象的文学批评史教科书，而是表达一孔之见的叙史性专著。第二，全书基本不涉及“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的评论，而是考察这一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与学术界关于外国文学经典、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批评观念，并且追踪文学观念流变的过程及其原因。第三，以史料为基础，对“十七年”期间大量关于文学经典的第一手批评资料进行细致的整理和分析，描述其批评观念的本质特征、表现形态、内在逻辑，同时对一些重要的批判个案进行重新解读。
一 研究思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内地的当代文学经历着时空转换和时代主题的变迁，但是毛泽东在解放区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依然是指导文学发展的根本方针。同样，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和延安时期关于文学的性质、意义、生产、功能的规定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为了使新政权的建立获得意识形态的强大支持和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必须充分强化文学批评维护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统治地位，于是寻找更为牢固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支撑成为加强新中国文学批评意识形态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于文学经典具有权威性和示范性，因此经典的选择从来就包含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动机，实质上是社会维持其自身利益的战略性构筑。
本书的选题涉及三个关键词：历史记忆、文学经典与文学政治。这里的“历史记忆”意味着研究对象属于时间上的过去式范畴，批评者在“十七年”时期回过头去重新评价两千多年来的中外文学遗产，这种重新评价包含着国家意识形态主体对于历史记忆的认知，以及在认知中体现出来的情感和立场。关于文学经典的批评则浓缩了上述三个关键词的意义与相互关系。文学是某一时期人们思想感情的凝聚，它是一种社会集体记忆的积存。因此，如果要通过情感的、审美的方式为现存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明的话，需要通过文学经典延续权力所许可的历史记忆，删除不能容忍的历史记忆。历史是权力掌握者建构的产物，他们根据现实的需要对过去的历史以及历史记忆进行改写，重新命名何为真实、客观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关于何为文学经典、文学经典的批评观念，来探讨主流意识形态历史记忆的构成机制。
本书截取1949—1966年这一时段，考察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66年前后的历史转折期文学批评范式转移的复杂过程，分析外国文学经典、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批评中出现的核心问题，以及这种批评的现代性追求与悖论。笔者拟攻破的难题是，对1949—1966年大量关于文学经典的批评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细致的整理和分析，描述批评观念的本质特征、表现形态、内在逻辑。通过梳理外国、现代、古代的文学经典的批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可以揭示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标准与批评规范建立的历史缘起；考察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及其内部的协调和冲突，可以为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启示；揭示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批评话语在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困境，总结文学批评的经验教训。
笔者试图以问题史的结构方式对“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状况作一个学术史的考察，其中的某些问题在已经出版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和文学学术史著作里有所论述，但论述的角度各不相同，有的从文学批评产生的灾难性的后果片面批判其消极面，有的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将一个个批评个案做成展示苦难的“木乃伊”。笔者试图尽量以客观、辩证的态度研究这一选题，并且将研究对象历史化。
二 研究角度
文学经典化，简单而言，指文学作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熔炼为经典的过程。在中西历史中，文学作品或文化典籍从产生、定型到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离不开外部评价标准参与建构的过程，可见经典化（Canonization）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探讨文本在传播、批评中的意义建构与地位变迁，可以从文本与世界、读者、作家的互动关系中立体地考察文本的内涵以及价值的实现。因此，对文学作品“经典化”过程的考察就可以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在本书中，笔者自觉地运用了“经典化”这一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兼容性。进一步说，经典化还不仅仅是一种客观事实和研究方法，它的历史生成过程涉及当时批评者对文学作品是否可以成为经典的“叙述”。笔者在本书中要做的就是考察这一历史叙述是如何形成的。根据笔者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理解，笔者认为，在文学批评中围绕文学经典的废与立，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关于经典批评（Canonization criticism）的思路与方法。在某一历史时期内，批评者以文学经典作为阐释对象，通过以预设的政治原则或艺术标准对经典进行解读，从而实现维护或颠覆某种文学观念的目的。笔者想探究的是在这一经典化批评的过程中，文学经典的构造目的、手段、途径和实际效果，以及这种“一体化”思路的矛盾和裂痕。
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十七年”期间文学批评者关于文学经典的批评观念，因而属于批评的批评。从文学本体来看，经典具有独创性、典范性与历史持久性；从历史评价的过程来看，经典又是一个处于流变之中的概念，对真理的认定标准因批评者价值立场的差异而不同；从文化权力角度看，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还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力建构，同时也往往附带获取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本书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经典化既是一种批评现象，也是笔者的考察对象。经典化批评具有特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与相应的特点及方法，它的总体特征表现为现代性历史元叙事。从文学经典批评的历史过程来看，历史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批评包括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转折与文学经典批评权力话语格局的形成。文学经典的批评按其政治敏感程度可以分为外国文学经典的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批评三个部类。本书通过归纳“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个案涉及的核心问题，从而揭示具体历史语境下批评观念的内涵与演变轨迹。外国文学经典的批评涉及政治意识形态标准等主要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批评包括批评者对“当代文学”与“五四”关系的不同阐释、文学史写作的叙史线索与经典变迁、文化权力网络中的鲁迅研究以及通俗文学的贬黜等；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批评包括文学遗产的评价、《中国文学史》的叙史观念、文学批评的阶级性标准等问题。文学经典的批评标准并非静止不变的，在调整的过程中既有外部影响又有内部调适。今天看来，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时期批评的现代性境遇以及批评观念的历史定位。笔者试图了解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批评的内在思路、形成原因、潜在矛盾以及社会影响，揭示文学经典的批评观念形成的背后其意识形态的根源，从而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念的演进给予更为完整的历史认识。在总结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批评的经验教训这一基础上，笔者试图把握文学批评观念的嬗变规律和内在理路，从而为找到既适应社会现实又具有思想创新精神的批评思路提供某种启示。
笔者通过对文学经典作品的批评来探寻“十七年”文学批评观念的内涵与嬗变规律，从而有利于将它与同时代的文学作品有机结合、整体综观，全面认识该时代文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
以上梳理的三个主要问题，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逻辑联系。各位学者的发现与创见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尤其是洪子诚关于当代文学的“经典”问题，其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体系直接成为笔者选择本论题的依据与契机。
三 研究方法
从文学批评的范围来看，包括对历代文学和当时代文学作品的评论（跟踪批评与批评综论）两个方面。而就“十七年”（1949—1966）文学批评的学术史来看，这一时期对于外国文学、中国现代和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批评观念的考察，当前学术界关注较少。本书在汲取、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以“十七年”的文学经典的批评为对象，从当今人文科学发展的前沿来审视批评观念的内涵与线索。在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中揭示规范与观念的历史流变脉络，从而使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批评研究具备一种世界性和历史性的视野。笔者在遵循历史线索的前提下，以问题史的论述方式结构全书。既考虑到问题之间的历史与逻辑联系，又体现某一问题所包含的历史内容和思想深度，从而考察近二十年里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追求中批评观念的变迁。文学经典的讨论中，争论的起因在于有时遭遇了批评中的关键理论问题和现实困难，有时力图捍卫某种权威标准和理论，有时某种文学观念要求顽强地延续。争论的焦点问题，或体现为观点总体上的同一性，抑或观点的歧义以致标志着另一种理论创生的可能。争论的解决结果，或是困境中折中的解决，或是某种权威理论的恶性发展。笔者试图揭示文学批评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历史困境：在激进的革命主义现代性氛围中，文学批评主体既保护这些作品的“经典”地位，又如何勉为其难地使关于经典的阐释符合当时的“经典”尺度。对于这种阐释的艰难、尴尬与犹疑的揭示，有利于去除对这段文学批评历史的绝对性的片面否定，并引出文学批评可能走向的另一思路。
立足于1966年这一历史拐点，回首“十七年”关于文学经典的批评，我们发现，它是整个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既有作为文学批评历程的过渡性，又反映了历史上批评观念伴随国家政权建立而随之变迁以致具有的共同性规律。其过渡性含义体现在它既是延安文艺思想的继续，又是“文化大革命”文艺思想的肇始；既具有革命文学激进的先锋性和实验性，又具有阶级论文艺观的封闭性和保守性。这一阶段的文学批评观念凸显了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内在的矛盾和分裂，从而陷入不可复返的自我否定。革命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促成革命成功的因素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成为障碍性的因素，对此问题认识不清，必然大大增加从革命向执政转化的困难。而这种转化的迟滞一定会给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消极的影响。这种革命历史的辩证法也可以用历史理性的悖论来解释。也就是说，历史的合规律性和历史的合目的性的矛盾，亦即事实与价值的悖论。
在对“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进行学术史考察之后，笔者认为，任何一种简单肯定或否定这段历史的看法都是有失偏颇的，如下两点认识有助于我们合理考量这段批评历史。
（一）深入历史语境研究文学批评
本书写作过程中最大的困惑是，从思想观念来看，“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很难有多少新的结论；即便只是做史实梳理，要超越现有成果也很难。笔者估计这是该领域的学者共有的困惑。大致的结论不过是，文学批评在国家最高意志的威压下，不得不在政治与审美之间寻求紧张的平衡。相对于史实爬梳而言，如果做观念史的清理与建构的话，开拓的空间更加有限。因为这个时段的一些理论问题现在看来创造性并不大，这绝非从后见之明妄加否定前人的艰难突围，而是应该承认这几代人有他们的时代局限。也正因为这样来看待，作为后来者更应该对他们的批评观念多一些理解的同情。在修改过程中，笔者从原先偏重文学批评观念，转向了文学批评的史实发展与逻辑的研究，也就是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研究文学批评的观念及其变化。“如果我们把视野转向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文学研究与历史有着深厚的联系。一部作品是怎样产生的？一个文学问题是怎样被提出来？它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得到解释的？这些都与历史有关。文学问题总是在一定的时代被提出来的，也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得到了解释。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无论文学问题的提出，还是文学问题的解答，都与历史语境相关。离开历史语境，孤立地运用概念进行逻辑的推理，不但显得空洞，而且得不到真实的具体的回答。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回到历史语境。”[2]研究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很容易套用政治化的概念框架去剪裁历史事实，从而被研究对象所束缚，以致得出同样偏执的政治判断。深入挖掘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料，深入解读文学观念与事实背后的观念裂隙，才有可能获得丰富生动的认知。虽然“十七年”期间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总体而言并不明显，但是毕竟创造、执行某一观念的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中的人，从主流刊物发表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的文章，我们很难看到文学观念太大的变化，但是，如果从人的历史的、真实的存在去考察，则可以看到文学批评观念艰难突围的过程中，人性的复杂多面性。因此，本书在梳理文学批评史实的同时，也力求考察文学观念演变中人性的深层面目。历史是了解人性的关键，从历史中可以看出当事人种种不同的反应和人性的复杂。童庆炳说：“我之所以强调历史语境，是因为只有揭示作家和作品所产生的具体的历史契机、文化变化、情境转换、遭遇突变、心理状态等，才能具体地深入地了解这个作家为何成为具有这种特色的作家，这部作品为何成为具有如此思想和艺术风貌的作品。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分析才可以说是历史的、具体性和深刻性的。”[3]如果说文学作品着重再现“人的历史”的话，那么，作为文学批评史的考察来说，更强调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人”，也就是始终将人的存在及其观念与时代历史的土壤紧密联系起来，从而避免抽象出悬空历史的人性与意识。
当代文学的参与者邵燕祥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人的经历，以及他身后大的历史背景的话，需要有足够的资料准备。“当我们试图通过这些可见的材料来追溯历史，难免容易全信或偏信。要搞清楚真实的历史，一定要找尽可能丰富的材料互相对证，还有一个人写的东西的前后对照，这样才能独立思考。得站在比你研究的对象更高一点的历史角度，才能做出真正成熟的判断，而不是简单的印象式的思考。现在报纸上有很多报道，包括一些年轻学者写的文章都有这个毛病，非此即彼，从一个人的优点方面立论就看不到他的不足，而抓住一个人的片言只语就把整个人给否定了。”[4]除此之外，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处境也是十分必要的。“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生活相对具有一定宽松度的环境下，去指责他们缺少气节、放弃了个人尊严、像太监阉割了似的苟活于世，这样的言论具有一定的道义色彩，但是它不是实事求是的，不是还原到历史语境中的判断，顶多只能算是一种感情的宣泄，而不是真正的认识历史。”[5]历史运动的背后，除了个人意志，还有时代趋势。邓小平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时指出：“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时，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6]作为研究者的后来人，除了基本的史实与史识之外，还需必要的史德，也就是设身处地地回到当事人的处境，设想驱动当事人各种选择的可能的复杂因素。
上面所说的是要从具体历史情境来理解人这一研究对象，除此之外，对于思想观念的形成也当是如是观，也应该从历史过程反思某种文学观念的内涵并非不言自明的，而是有一个不断在历史事件中赋予意义的过程。正如洪子诚对“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所作的反思，他指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历史的巨手同时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当代文学的篇章”，他对此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共和国一成立，当代文学就开始？‘当代文学’是怎么回事？揭开它的‘历史巨手’又是什么？”[7]正是这一与众不同的反思性追问，开创了他个人在当代文学研究上一个具有质变意义的起点，“也就是从评价、价值判断，转到对将概念、叙述方式放置在产生它的历史语境中去清理的思路。这个思路，刚开始在当代文学研究界，不是很容易被理解、被承认的”。[8]回到历史现场，尊重历史事实，这些观点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困难不在于秉持这种历史主义的观念，而在于从史料中根据问题意识找到解释的视角与方法。也就是说，人与历史的关系是，既要能够“走得进去”，又要能够“走得出来”，而不是为史料所淹没。从这一点来说，研究者进入历史语境并非一块“意识的白板”，其本人的人格修养、人文情怀、思想境界也是在个人的生存历史之中发展起来的，研究的过程就是个人的历史积淀与对象的历史存在之间的视域融合。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发展受到国家政治理念的制约，与中国当代政治生活的变迁完全同步，可以这么说，“十七年”文学批评史完全就是一部高度政治化的文学批评史，文学批评的客观历史决定了我们无法脱离当时严酷的政治语境来谈文学批评观念。因而，研究文学批评观念变迁，不得不去探索其政治基础，谈文学问题的时候，肯定提到政治学，从文学、政治的互动关系，或者从文学政治学、政治美学的角度来看待这时期的文学史。总体而言，“十七年”时期的文艺政策有一个逐渐激进化的过程，其中有两个非常短暂的调整期：一个是1956年上半年到1957年下半年的双百方针时期。另一个是1961年到1963年大跃进之后文艺政策的调整期。1966年2月，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标志着文艺思想与路线的极左转折。正如有的文章所说，《纪要》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二）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结合
文学研究的内部方法关注作为知识的文学批评的实质；而外部方法则关注更大的文化圈中批评家的活动。很显然，内部方法是一种从思想的角度出发，研究批评思想和批评概念的发展、变化及其逻辑结构的编史学方法；外部方法是一种从社会角度出发，研究批评家的社会活动、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institution）与其他社会建制相互作用的编史学方法。相应的，具体运用这两种方法于历史材料之上而得到的文学史则分别称为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并由此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文学史学研究传统和研究维度。就本书的研究命题来看，主要以内部方法关注阶级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经典批评核心问题。
作为一部文学批评史，应该力求发现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批评观念，及其变迁过程的真相，但是，何为真相？何以发现真相？笔者认为，历史是有真相，但是不存在一个本质主义的真相。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尽可能摆出有说服力，有阐释价值的文学事实，同时明确亮出解读事实的角度。事实和角度将给出所谓真相的答案，虽然每个人所得出的答案不尽相同，但是事实是否真实和角度是否合适，是可以讨论的。
在研究“某个问题”的时候，需要反思“如何研究某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研究‘如何研究某个问题’”。
与一般的文学史著作以作家、作品作为主要的叙述框架不同的是，洪子诚以“问题型”作为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逻辑架构。面对写作过程中如何处理“文学体制和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问题，洪子诚道出了没有选择作家作品“排座次分果果”模式的原因：“文学史当然有一个‘经典化’问题，也就是作家作品的筛选，当代文学也不例外。但是我考虑有这样两个因素，一个是‘十七年’、‘文革’时期的总体文学成就并不高，‘十七年’没有非常重要的作家；另一个因素是毕竟写的事情离我们还很近，所以，基本上还是处理成以问题带作家、作品的方式。”[9]通常，人们以审美性、文学性作为文学经典的判别标准，但是，这一标准对于“十七年”文学史未必适用。“有一些文学现象，一些作品，虽然‘文学性’不高，但当年影响很大，而且对考察这个时期的文学状况很重要，我还是尽量不过早删除它们。在文学‘经典’的问题上，我在处理上的变化，主要是关注点上的一些转移，也就是从去评判哪些作品能成为‘经典’（有价值的作品），转移到去解释这些作品当时为何能被确立为‘经典’。”[10]也就是说，洪子诚的处理方法是，不讨论何为经典，而是探讨经典形成（canon formation）的原因，这实际上是一种“问题史”的考察方式。
新中国“十七年”的文学批评在一体化的文学政策统摄之下，似乎是一种直线型的单一局面。而本书通过归纳这一时段文学经典的批评个案涉及的核心问题，来审视具体历史语境下批评的内涵和规范，发现历史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嬗变过程，从五四前后开始，在本土的现代化渴盼和西方思想的冲击下，中国学界经历了一个现代性西学东渐的复杂过程。“十七年”期间，中国古典文论、现代文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过时代的选择和思想的内部冲突，其文论体系实现了艰难的决裂；新中国成立前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针的文学批评观念渐次在批评实践中成型。本书力求超越学界对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简单否定，追问现象背后的历史根源；始终以经典为中心透视批评观念的演进；给历史以同情之理解，对于批评事件的考察尽量予以不断的语境化。
笔者侧重于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把某些特征的批评文本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一方面要考察它与总的“历史文本”之间的动力学关系；另一方面要考察总的历史文本与特殊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动力学关系。这种批评方法强调政治、经济、文化对某部具体的批评文本的制约和影响，但它同时强调批评文本与社会间的“动力学”关系，即文本并非被动地“反映”社会，它同时可能是这种社会情境的一种建构性的力量，至少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关注批评文本的“形式”，不仅关心它讲述了什么，更关心它是如何被讲述的。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出发，深入阅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半月谈》《文艺报》《人民文学》等第一手资料和重要批评家的文献，重视史料整理，尊重历史事实，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本书的资料来源有，自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的《文艺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光明日报》《人民文学》《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新港》、大学学报、科研机构的学术刊物上的研究论文以及相关的研究著作。
在本书的第三、第四、第五章里，根据文学批评的经典化取向、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逻辑，笔者对外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的批评特点以及内在理路进行了梳理、分析。从现代性历史元叙事的思维演进来看，总体性的历史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断革命的循环论是其中潜隐的主线，但是笔者并非简单地以整体性的一元化思路来看待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潮的复杂事实。在文学经典的批评实践中，不同时期占据优势地位的话语类型可能完全不同，不同的权力制度支持不同的价值标准，一个时期被当作真理标准的话语类型在另一个时期可能被当作谬误受到排斥，因此同一文本或事件能否成为经典范型往往变动不居，即使获准进入，叙述的方式也不一定相同。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十七年”的文学批评与运动呈现出四个特点：第一，周期性。有时同一部文学作品经历着正—反—正的评价历史。第二，阶段性。有的文学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褒贬判然的评价。第三，侧重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样是肯定一部作品，但肯定的角度、重心有所差别。第四，自足性。每一种批评范式其批评标准、方法有着确定的理论资源与独立自足的思想体系。
既有不同文学批评话语之间的争斗、征服或者互动、互补，又有同一批评话语内部自身的反思与调整。因此，在上述章节对文学经典批评的内在规律进行梳理之后，我们有必要结合国际国内时局变动、文艺政策调整等外部因素来动态考察文艺批评观念的起伏、消长轨迹。
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11]列宁强调思考问题应坚持整体的观点与联系的观点。鲁迅说：“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自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12]研究者没有办法不作“取舍”与“抑扬”，关键是要为这种做法提供反思的依据。
关于文学的评价，最容易落入概念化的刻板印象，或者道德的、情感的判断的思维定式。这种评价方式往往先入为主笼统概括，而忽略历史的、具体的事件分析。因此，在搜集历史人物的材料时，需要寻找正、反两面不同评价的资料，尤其是第一手的原始文献。一切判断都要在对于历史人物整体理解的基础，在对史料竭泽而渔的基础上，来得出相应的结果。如果没有更新的资料来修正、推翻现有的结论的话，则原有的研究结论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文学批评史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因而梳理清楚历史事实是研究的基础。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观点，总体评价事实的性质、倾向、结构、逻辑与过程。
[1].关于当代文学作为左翼文艺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可以参见洪子诚的论述。他认为：“所谓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其实就是中国的‘左翼文学’（广义上的使用），或者说中国的‘革命文学’的一种‘当代形态’。”（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2页。）
[2].童庆炳：《文学研究如何深入历史语境——对当下文艺理论困局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0期。
[3].童庆炳：《文学研究如何深入历史语境——对当下文艺理论困局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0期。
[4].邵燕祥、曹乐溪采：《我也曾是政治童工》，2015年10月14日，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51010129536_all.html。
[5].邵燕祥、曹乐溪采：《我也曾是政治童工》，2015年10月14日，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51010129536_all.html。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7].贺桂梅：《穿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洪子诚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0年第6期。
[8].贺桂梅：《穿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洪子诚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0年第6期。
[9].贺桂梅：《穿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洪子诚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0年第6期。
[10].贺桂梅：《穿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洪子诚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0年第6期。
[11].列宁：《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12].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