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
就本书的研究对象来看，与之相关的主要问题有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文学转折、“十七年”文学批评史及其叙述、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以及“十七年”文学经典批评的现状。下面拟逐一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
一 中国当代文学转折的具体历史状况的研究
对于受延安文艺路线的影响而形成的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当前学术界的评价普遍不高。20世纪8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与“重写文学史”的研究思路里，学界根据文学的审美自律性标准，通常将20世纪中国文学描述为“五四”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新时期文学这样一个线性发展轨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成了哑言的空白，那么，这近三十年的文学史是否因为精神的断裂而失去了研究价值呢？笔者认为，不能因为审美性、自律性线索的断裂而忽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学术史价值。
洪子诚认为，不能简单割裂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与前后文学史的关系，他从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关系指出：“这三十年的文学，从总体性质上看，仍属‘新文学’的范畴。它是发生于本世纪初的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运动的产物，是以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运载工具，来表达20世纪中国人在社会变革进程中的矛盾、焦虑和希冀的文学。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是‘五四’诞生和孕育的充满浪漫情怀的知识者所作出的选择，它与‘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应该说具有一种深层的延续性。”[1]洪子诚关于50—70年代文学是连接“五四”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中间一环的观点，开启了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新视域。洪子诚的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思路，其意义不可低估。谢冕的看法与洪子诚有相似之处，他指出文学转折时期文学被忽视的原因是“受当时流行的观念影响过深，易于从单纯的政治层面作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的判断，而往往忽略对文学现象作具体切实的分析”。[2]他进而认为：“在诸多的忽略中，最大的忽略则是不重视、甚而轻视对50年代文学的研究。”[3]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的意义在于，从文学观念上来看，“50年代的文学现象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结果。它直接继承了40年代初期工农兵文学的全部理念，并且在理论上有更为完备和系统化的表述。用工农兵喜见乐闻的形式来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在当时已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它业已形成一个确定的目标，以及到达这一目标所需要的策略和手段。而所有的问题似乎只在于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4]从文学创作的实践方面来看，“强大的行政力量有可能通过社会性的‘运动’或‘准运动’的方式推进它的文学理想。这种推进业已取得成效，有时表现为正面的，更多的时候则表现为负面的”。[5]从文学的后续性影响来看，“50年代文学还是文革文学的准备，而这一切，又是在为以后的新时期文学作更大、更长远的准备”。[6]谢冕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所形成的见解，是对这一时期文学发展历史的深刻洞见。
洪子诚对自己的研究思路进行过总结，笔者认为可以做如下梳理。首先，他认为：“面对过去的那种‘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断裂性处理，揭示这种处理的‘文化政治’内涵；并进而辨析文学‘转折’的实际状况。”[7]其次，他认为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代’的文学体制、文学生产方式和作家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如何影响、决定了‘当代’的文学写作”。[8]第三，“新文学的文类、题材，诗和小说等的形态在‘当代’的演化状况，这种演化的轨迹和现实依据”。[9]第四，洪子诚试图进一步反思“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左翼文学’在当代的命运”。[10]左翼文学的制度化过程中，其“‘制度’，除了包括对创作和批评的规约外，当然还应当包括出版机构、文学社团、大学研究部门有关学科和课程以及教材的规定等。其中，文学史的写作、经典的确立、统一评奖活动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11]洪子诚追问历史断裂深处的文学发展的成因，实际上是一种知识考古的方法——在延续中发现裂隙，在裂隙中寻找延续。通过对断裂与延续二者张力的分析，他避免了文学史价值判断的偏颇，即仅仅以审美性作为文学研究的唯一准则。如果说以文学的审美性作为单一的批评标准去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难免有二元对立的简单化之嫌的话，那么，洪子诚指出，我们具体考察50—70年代文学时也应该注意避免陷入这一思维定式的陷阱。当我们把作家简单区分为“依附”、“奴性”的，与坚持“独立精神”、“反抗”的两类；以“官方”与“民间”，“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权力话语”与“个人话语”等“对立项”的概念作为分类尺度时，“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有时是不加限定的，不说明这些分类、概念的具体历史内涵，更不揭示这些分类、概念实际存在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这样的观察和描述方法，对于我们深入地把握这一时期的文学，会带来很大的妨碍”。[12]洪子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亲历者，他的反思既有基于史实的历史感，也有个人的体验性。他提出的“一体化”的说法也并不意味着简单片面地看待复杂的文学史现象，而是充分考虑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象之下其实存在着复杂的精神潜流。他解释道：“这个说法不是意味着这个时期的文化、文学的单一性，事实上仍存在复杂的，多种文化成分、力量互相渗透、摩擦、调整、转换、冲突的情况。这种僵硬的研究思路与描述方法之所以有问题，还因为从文化、文学的性质上说，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被简化为某种‘意识形态’，特别是那些优秀的艺术作品，不可能被单一、纯粹的意识形态所减缩和概括。”[13]在学术研究中，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显得浅薄；在简单中看出复杂性，则需要深刻与高明。
发掘20世纪50—70年代文学还不仅仅是找出历史断岩深处的裂隙，重新追踪文学史的发展轨迹，其更大的价值在于，在21世纪走向全球化的路途中，大众的生存状况、大众文学的价值诉求由于与左翼文学的某些历史相关性，而使20世纪50—70年代文学这一研究对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洪子诚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贬抑、忽略的“左翼”线索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非常重要的线索，特别是“在当前和未来的文学创造中，可以继续提供给我们重要的‘资源性’的东西。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这种‘异质化’，这种‘异类’的声音，更表现出它的意义和价值。”[14]洪子诚从更为宽广的历史视界来重新界定“左翼文学”的内涵，并为20世纪与21世纪文学的发展寻找思想史线索以及合理的解释框架。他进一步追问，“它的研究的魅力来自什么地方？一方面，就像前面说到的，现代中国的革命及其文化问题与成果，并未为‘历史’所尘封，仍具有现实的急迫意义。另一方面，这种研究将可能尖锐地检验我们在处理存在争议、也让研究者困惑的历史和文学问题时的能力；这包括理论和方法的选取，以及应用上的有效性”。[15]接着，洪子诚提出的重要问题有：“以过去形成的观念，是否能有效解释、处理被我们所称的‘左翼’文化与‘社会主义经验’？是否有必要探索、形成新的思想基点？如何挣脱既定的概念与既定的理论框架的束缚，而揭发、展开这个时期‘左翼’文化、文学探索的难题与悖论？从‘研究主体’方面说，对待、处理自身的思想、情感经验时，是否有能力面对诸多复杂纠葛，是否有自我否定的勇气，来建立深入思考问题的‘个体经验’空间？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性的问题。”[16]上述这些发问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这也是本书的提问对象，以及试图给予回答的目标。
受此启发，本书以文学史的写作、文学经典的确立作为切入口，考察十七年期间文学批评观念的内在紧张与嬗变。
二 “十七年”文学批评史及其叙述
学术界关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无论是宏观的思潮、现象的扫描，还是微观的事件、人物的论述，都取得了许多成就。由于涉及很多具体的人物、事件、运动、思潮、社团等问题，因而本书删繁就简，概要介绍与“十七年文学批评史”相关的专著的情况。
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以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到1979年10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为界，紧扣时代的政治语境，展示了文学思潮的嬗变过程。[17]吴三元、季桂起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概观》介绍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走向、基本特征及当代重要文学批评家述评。[18]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部分，以“定位与曲折”为标题梳理了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批评。涉及的主要问题有：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双百”方针的贯彻与文学理论批评的活跃、现实主义理论的演化与范畴建设等问题。[19]许道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以“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体化’”为题，统领十七年期间的文学批评史，对重要的会议和批评家进行了深入分析。[20]方兢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潮流三十年：1949—1978》，其“理论渊源”篇论述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基础、文学理论基础、文学理论问题。其“理论潮流”篇介绍了人物、题材、为政治服务、创作方法、真实性、人性与阶级性等专题。[21]方兢还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一书中，论述了当代文论的体系性和内在逻辑关系；分析了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文学原理、基本概念、主要范畴，通过梳理这些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基本概念中的“概念群”和“概念族”，以及“范畴系列”等说法。[22]古远清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49—1989）论述的主要问题有：政治压顶与文学论争的异化、群芳荟萃的美学领域、政治的倾斜和评论家的二元理论、在反规范化中崛起、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小说评论、在颂歌和战歌笼罩下的诗歌评论、散文评论的断裂与延续、富于建设性的戏剧理论批评、视野单一的电影评论。既有批评线索的清理，又有个案的解读；既有宏观的分析，又有微观的细读；体例周全、内容丰富。[23]上述研究成果材料丰富、线索清晰、观点稳妥、论证有力，为本书写作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三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现代性
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理论资源。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与革命运动以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的现代化作为主要目标，“不仅仅是中国民族国家及现代官僚体制的形成，而且还意味着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一种把自己的社会实践理解为通达这一终极目标的途径的思维方式，一种将自己存在的意义与自己所属的特定时代相关联的态度。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不仅指明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形式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差别，而且也提供了一整套的价值观”。[24]这一套价值观在文学批评上表现为“文学批评的现代性”与“现代性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是把“文学批评”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再现方式，通过对文学批评文本的讨论来反思、解构现代性。“现代性的文学批评”是指被现代性话语所规范或规划的批评视野，这不仅涉及文学作为一种现代性叙述的实践方式，而且涉及“现代”文学制度的建立。
从现代性的视角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应该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的趋向。反省“现代性”的维度之一，是对“现代性”内部差异的关注。表现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则是中国当代文学转折的具体历史状况的研究，即关注现代文学中互相冲突的文学形态、文学规范得以产生的前提，以及其中包含的对“现代”的特定理解方式。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新文学史观所谓的“现代”，主要指的是社会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即社会组织、经济技术等的现代化）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的话，那么，左翼文学及其当代形态不断地追求“新质”的革命性，同样是“现代性”中值得注意的内容。因而，20世纪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也是“现代”性质的文学。20世纪9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再解读”思路，它尝试从文化分析的角度显现“当代文学”（尤其是20世纪40—70年代的左翼文学）的复杂文化内涵。这一研究思路以唐小兵编选的论文集《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25]而得名。40—70年代文学表现的现代性质被称为“反现代的现代性”。[26]洪子诚在90年代完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多篇论文，则从清理既有文学概念入手，试图进入当代文学复杂的历史情境中。他描述了在40—50年代“转折”中“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条当代文学规范产生、确立其主导位置、在矛盾中持续推进直至崩解的文学史线索。这种研究对不同文学规范及其冲突关系的重视，对通常被视为“一体化”的50—70年代文学中复杂文学因素及其运作过程的呈现，也主要得益于对“现代”内部差异性的自觉关注。[27]洪子诚认为：“对五四的许多作家而言，新文学不是意味着包含多种可能性的开放格局，而是意味着对多种可能性中偏离或悖逆理想形态部分的挤压、剥夺，最终达到对最有价值的文学形态的确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50—70年代的政治文学时代，并不是五四文学的背离和中断，而是它的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28]王晓明也作了相近的阐述。他认为五四文学并不仅仅表现为“崇尚个性”，“那种轻视文学自身特点和价值的观念，那种文学应该有主流和中心的观念，那种文学进程是可以设计和制造的观念”也组成了“五四”的一部分，并且在40—70年代文学中发挥到极致。[29]上述评价说明，“五四”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充满活力的现代资源，但它本身并不是单质的，而是包含了复杂冲突和悖论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这种思路提示我们重新审视“五四”现代性的多重内涵，进而探讨不同脉络的现代想象在“五四”之后的展开过程。
杨春时认为：“由于民族危亡的迫切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的任务，为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不得不牺牲现代性，甚至反现代性。这就是说，20世纪中国面临的任务首先不是实现现代性，而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又必须采取反（西方）现代性的立场。”[30]现代性的努力与民族国家是否处于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情形呢？笔者认为，如果说民族国家是指国家主权、领土的独立和统一的话，这不正是现代性的题中之义吗？现代性是一种时代转型的历史潮流和语境，而民族国家的建立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之一。由于现代性的趋向本身或现代性这一术语充满着冲突与歧义，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追求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张力。将“五四”启蒙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人为割裂开来，从而使“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成为文学史的空白，其根据是：第一，将“五四”文学对个性精神、人道主义、审美品格的追求看作文学的固有本质，并罩上了神圣的光环。第二，忽略了“五四”前后、新中国成立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时期前后在思维方式、价值追求上的内在线索。其荒谬之处在于割断了文学传统的内在联系，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的看法并不过分。董之林则提出中国“十七年文学”区别于西方现代性路径的另一种可能性。“如果把十七年小说放在一个现代性平台，放在20世纪受西方以个人主义为基准的文学思潮影响的背景下，那么它所反映的战争生活、合作化运动、工商业改造，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作品题材，由于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欧美现代化进程不同，也就与在此基础上文学倡导的个性精神迥然相异；换言之，如果它没有按照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发展，是否就应该排除在五四新文学到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单一发展线索之外？”[31]董之林的驳诘颇有见地。
董之林试图解答“十七年文学”置身于非西方化的现代性发展路径可能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与品质。余虹在研究中首先对现代性的本质进行了界定。他认为：“现代性”术语被用来指述一种本体论的、目的论的、决定论的元话语品质，以及由此推论派生的其他话语实践的品质。现代性话语实践的背后是历史理性信仰（相信历史是一种有本质的、有目的的、被决定的时间序列）和语言理性信仰（相信语言能客观地再现这一历史），其表现形态是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大叙事。[32]其次，他也同董之林一样，站在中国现实的历史语境来认识文学的“现代”内涵。与西方不同，中国“现代”的动力基础是中国式政党实践，“指的就是以列宁主义政党方式行动的政党实践。而就中国‘现代’的生成而言，共产党的实践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式‘现代’的现实样式就是共产党1949年革命成功所建立的‘新中国’。由中国式政党实践导致的全方位的高度整合（社会、观念、心性的被组织化）乃中国式‘现代’的根本规定性，如此之‘现代境遇’是理解一切中国式‘现代现象’（包括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和‘后现代现象’（包括文学理论的后现代性问题）的起点与基础。”[33]笔者提出的现代性历史元叙事便是对国家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思维逻辑的概括。
李杨是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来切入的。在80年代建构的知识语境中，有人认为，无论是对“50—70年代文学”的“现代性”的讨论，还是对80年代主流文学的权力机制的揭示，常常被贴上“左派”的标签，甚至被理解为对盖棺论定的“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李杨指出，将“50—70年代文学”置于“现代性”范畴中进行认识，“根本不是对这一时期文学的重新‘肯定’，而是对包括‘50—70年代文学’在内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反思’”。“在现代性环境中‘反思’社会主义与革命的历史，意味着对一种历史意识的确认：如果不充分展开对现代性的‘反思’，我们根本无法真正‘反思’激进主义，‘反思’革命。”[34]从现代性角度反思革命，其结果是什么呢？洪子诚做了极为可贵的探索，“‘革命文学’在‘当代’处在一种‘制度化’的过程中”。它的困境的形成，“是一种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自我损害’”。这种“自我损害”，好像带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是一种“辩证法”，换一种说法，那就是难以抗拒的“宿命”。[35]如果称之为革命的辩证法的话，“这个过程包含着一种矛盾性和悖谬的东西。要求‘纯粹’，要求‘绝对’，可能包含对一个完整世界的渴求。参加革命的人，包括参加革命的文学家，大都有对一个‘完整世界’和‘大同世界’的渴求与想象，对‘绝对’、‘纯粹’的强调，对自己所坚持的信仰和概念的强调，而且不同程度地产生对经验，包括对自身经验的不信任感。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冲动，一种欲求，不断从经验，从感性中抽离”。所以，矛盾也就在这个地方：“革命文学如果要跟‘传统’的文学形态划清界限的话，就要以变革的面目出现，这是它存在的理由，也是它活力的来源；但是这种坚持与‘传统’文学划清界限的限制的活动，无限地对一切‘不纯’的因素的划分，最终又导致它的活力的丧失。”[36]这种革命辩证法的困境也同样反映了关于文学经典的批评的处境。经典的构造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制作与评论机制，这种文学批评的“一体化”、规范化的影响直接导致不良结果，例如，文学中人性僵化而阶级性的加强，私人话语的消失而集体话语的加强，批评方法统一于现实主义的旗下，对现代性追求的中断，有创造力的焦虑及批判精神的消失，忧患沉郁的美学风格让位于明朗激昂的斗争旋律。总之，一元代替多元，机械唯物主义与庸俗社会学大行其道。洪子诚对革命文学的“自我损害”、“革命的辩证法”宿命的提出，可见他从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中受到了启迪，并巧妙地汲取了他们的理论资源。
正如许多批评家所指出的，中国的现代性方案的出现，应归功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东亚的帝国主义的凝视或霸权化窥探。它总是被想象成与时间意义上的他者——中国的过去以及空间意义上的他者——西方之间的相互对立。“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这也是毛泽东的非西方化立场的基本内涵，即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因此，“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层面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从政治后果方面来看，毛泽东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实践消灭了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范畴存在的可能性，不仅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笼罩一切的庞大的国家体制，而且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组织到先锋政党的周围。”[37]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外敌入侵的凌辱与压迫，因此，被边缘化的、受压迫的臣属人（sub-humans）变成了富有战斗力的和自我意识的历史主体。
研究者从什么样的立场来看待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这一敏感话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象的实际意义。笔者认为，革命现代性的思路可以成为考察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条路径。“革命”作为一种“主义”，它有内在的哲学依据。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革命战争的实际和传统实用理性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的辩证法哲学“完全不同于自黑格尔以来的以‘否定之否定’为核心的过程系统，而是与中国的《老子》、《孙子》有着更多承继关系的‘矛盾论’。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宇宙观、世界观，也是他推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依据。总之，它是以革命为最高表征的‘斗争哲学’”。[38]毛泽东宣布刚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新中国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然而，他在1949年9月政协会议上谈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论至少要搞15年以后才能来搞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革命主义现代性之“现代性”特质在于，它植根于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服务于他对建立独立、自由、平等、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构想。“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39]在壁垒森严的冷战时期毛泽东现代性的文化构想暗含着一种乌托邦的焦虑，即如何挣脱传统上居统治地位的西方现代性的束缚，建立一种具有独特中国民族风格的文学形式。在这样的时代里，所有的传统和知识都要被揭开以供批判，文学艺术、社会关系、政府机构等都经历着改造与新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在革命与战争的实践经验中抽象总结出来的，具体表现为文学的阶级斗争工具性、民族主义以及现代性的悖论。
四 “十七年”文学经典批评研究的现状
文学史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但并不是无限延长没有边界的，文学史的分期便是界标的树立。在文学史是文学的经典化的历史这一观念的支配下，众多学者纷纷对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经典进行解读，一时成为学界热潮。代表性的有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40]，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41]，余岱宗的《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42]，董之林的《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43]《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44]，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45]，等等。文学史既是文学历史的延续，同时自然包括着断裂的转折，集中对于文学史主流“红色经典”的研究固然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思路，然而，传统经典是如何在文学转折关头接受历史的重新塑造而进入新的文学史叙述呢？对传统经典的理解是如何参与着“当代文学”文化政治的建构目标的呢？这其中每一种文学形态嬗递的转折过程，都值得对历史细节进行深入的考辨和理论总结。程光炜认为，如果不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文学大师在“当代”的思想、文学活动和研究活动考虑在内，这就会使文学的“当代”转折显得突兀。他的《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76》[46]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与程光炜思路相似的是贺桂梅的《转折的年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47]，作者借助了丸山昇所说的“大环境小环境”的方法论，尝试在具体对象的描述中抓住问题，以使思想命题具体化和复杂化，在40—50年代，意识形态话语转型过程中中国现代作家遭遇的问题及其历史回应，揭示出此中复杂的精神史层面。在解决1948—1949年政权更替期面对“大十字路口”时知识分子的去留问题时，作者选取的典型个案是萧乾；而关于国统区“中间立场”的作家应对时局变化的有冯至和沈从文两种不同的方式；面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诉求问题，选取的是丁玲；探询革命新话语秩序、当代文学规范的确立及内部矛盾时，选取的是赵树理。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价值选择隐含着各自的文学观念，从中也可以找到文学批评的线索。
关于文学转折的理论根据，张荣翼揭示了文学史延续与断裂的双重构造的规律，他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认为文学断裂与延续的“合奏”的内涵在于：“一重意思是说，在各个不同时代及其文学氛围下，文学有着不同的追求和实绩，后一时代力图反叛前代的影响。但是在这种反叛中，后代也不会只是以一己执著的信念作为思想武器，它在反叛传统的斗争中，为了取得反叛行为的成功，往往会祭起另一种传统来作为自己的依恃。”“‘合奏’效应的另一重意思是指，后来的文学潮流在反拨前代文学传统后，它可以逐渐取代前代文学的主潮地位，但是被取代了的文学潮流并不会被完全取消，它只是处于蛰伏状态，成为一种背景材料，在日后新的时机，又有可能以新的方式、面貌重新出现。”[48]张荣翼的论述对我们清理文学转折的断裂与延续的历史关系具有方法论的启示。
前文关于文学转折的研究主要是就文学创作而言的，就当代文学的实际情况而言，文学应该创作什么、如何创作以及与之相关的评价机制，其权威的训诫者与规约者是通过文学批评作出规范的。而且，文学批评关注的主要对象不是一般的流行作品，而是通过对前代的文学经典进行重评、对当时代的文学作品进行经典化的建构进行的。就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张荣翼首次从文学批评机制的角度提出了文学经典的问题。他认为，经典机制“可概括为是以之来引导、评价整个文学活动的一种秩序和规则”。文学经典机制的建立在于客观性的批评标准，“权威的拟定”以及文化惯例的认可。经典机制的功能，在于“既可以圭臬创作，也可以引导阅读，它的作用是文学活动在保持个性特征的前提下也有统一性”。[49]后来，张荣翼又从文学史理论的角度提出了文学经典化机制在历史过程中体现的规律。他指出：“文学史作为经典化了的文学的历史，它的经典化在形式上是对文学本文的经典化，而在它的实质蕴含上还包含着对某种观念、某种思想的经典化……”文学经典化的形成过程中，“文学史通过对过去文学本文的经典化，就在接受过去文学影响的现实性的一面外，还展示了它自觉筛选、接受这些影响的可能性的一面”。[50]张荣翼揭示了经典机制作为文化权力对文学史写作造成的深刻影响，而文学批评也同样存在着文学批评经典化与经典化的文学批评史的问题。他的结论为本书探讨“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问题，即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批评及其悖论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
以前代和国外的文学经典的批评观念作为考察对象。文学批评研究中的历史意识不仅仅指批评者与批评观念的进化关系的考察，还指向当时代批评观念的历史来源。对于这一“历史来源”的忽视，在当前的文学批评研究中尤其突出。通常的叙史观念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左翼文学相对立而与“五四”的启蒙文学沟通血脉，从而造成了对20世纪50—70年代文学批评现代性追求得失的盲视。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内地文学经典重评行为的讨论，必然涉及许多复杂问题。而率先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批评问题及其阶段的划分，首先是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在中国，现代经典讨论或许可以说是开始于1919年，而在1949年、1966年和1978年这些和政治路线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年份里获得了新的动力。”[51]这种将文学经典的批评划分为四个转折、五个时期的做法，基本上吻合了历史转折关头文学批评随政治路线而变更的特点。文学经典是什么？是谁的经典？文学经典何以形成？文学经典在历史转折前后的评价发生了什么变化？佛克马、蚁布思对这些问题的一步步叩问，掀开了历史复杂面目的一角。
从董瑾的《50年代初文学经典的颠覆与重构》中可以看出，她的研究思路是对佛克马、蚁布思研究思想的延伸和深化。董瑾探讨文学经典在20世纪中叶中国的变化情况，考察经典的构成方式及其依据与意义，并进一步了解与辨析文学观念与思潮的嬗变过程。其研究方式主要不在于指出应该怎样做而在于指出已经做了些什么，这些工作的内在动因，它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批评标准的界定与影响；它如何改变了当代文学的观念与风貌。意识形态的文学价值观念是怎样体现在对经典的批评过程之中的？意识形态是怎样参与经典的建构的？作者就这个时期经典问题的讨论提出下列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谁有权力选择和确立经典？是权力机构还是个人？如果是权力机构，那么这个机构是大学或研究所等学术机构抑或政治权力机构？第二个问题：选择（或不选）经典的依据是什么？换言之，经典构成的依据是什么？这种（重新）选择与阐释在四五十年代有什么突出的变化？就此问题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与梳理：一、在1949年前被视为经典的遭到颠覆；二、在1949年之前未进入经典行列的被确认为经典；三、在1949年之前被确立为经典的得到重新阐释，这种阐释包括对新文学传统的重新评价的理论阐释与对作品的再解读。这种颠覆、重立与重构反映了一体化与阶级论占主导的文学观念的确立。第三个问题：经典重构的理论来源与影响。四五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相对于‘五四’时期，这场大变动更早地是以领导统治作为特征的。围绕一个政权灭亡了，另一个新政权诞生了的权力更迭，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变革形式较之‘五四’更为突出。但严格来说，这个新的文学范式从1942年以来就逐步确立了。认识50年代对经典的选择、重新确立与选择确立依据，必然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足够的了解。”[52]董瑾曾经是洪子诚在北大的硕士研究生，估计她的不少看法来自洪子诚的著述和课堂上的讲述。
洪子诚之所以在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其思路、观念和方法影响了许多后辈学者，这与他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广泛、深入吸收西方哲学、文学、美学方面的重要成果是有必然关系的。[53]正因为他的根子扎得深、思想吃得透、方法用得活，洪子诚直接套用或者搬用西方术语的情况极为少见，而他对问题的分析体现了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融会贯通。洪子诚说：“在文学史研究方面，韦勒克和伊格尔顿的书给我直接的启发，还有佛克马的。”他对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经典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实践与阐释。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的第六章“当代的文学‘经典’”[54]承接当代文学的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研究，认为讨论当代文学的文化体制还必须涉及文学的评价体制问题，而其中较为核心的问题是对文学经典的审定和确立。洪子诚将文学经典的考察作为研究的中心对象，其理论意义在于，“‘经典’问题涉及的是对文学作品的价值等级的评定。‘经典’是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文化序列的那些文本。某个时期确立哪一种文学‘经典’，实际上提出了思想秩序与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从‘范例’角度来参与左右一个时期的文学走向”。[55]他认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代是否存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事实？如果存在，这一‘事实’从哪里得知？”其次，“当代对于经典的认定的程序，和这种‘认定’是由谁做出的，怎样做出的？”“当代的经典认定在‘管制’和‘放开’之间的关系。这后一问题，讨论的是政治和文学管理机构对于文学经典重要性的认定程度”。[56]关于当代是否存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事实的问题，我们可以考察文学书籍的出版、文学选本的确认、文科教材的编写情况。关于当代文学经典认定程序、认定的主体以及认定的标准问题，可以探讨某一时期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情况。当代围绕文学经典发生的讨论，例如， 1954年关于《红楼梦》的讨论，1955—1956年关于李煜词的讨论， 1958—1959年关于巴金作品和陶渊明的讨论，1959年关于李清照的讨论， 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中国古代“山水诗”的讨论，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等重要作家的研究，等等。洪子诚发现，在对这些经典作品的讨论中，批评者面临的普遍性难题是：如何既保护这些作品的“经典”地位，但在阐释上又符合当时确立的经典尺度。概而言之，当代文学批评视野中的文学“经典”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文学经典的选择与确立在各个时期是流动变化的；第二，文学经典问题在当代的尖锐程度是不同的，依次是外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第三，文学经典批评的思想标准为“民主”精神、“人民性”，而创作方法则以“现实主义”为主要标尺。对比董瑾与洪子诚的研究，前者偏重于1949年前后经典确认的变动过程以及理论资源，洪子诚则进一步探讨经典确认的方式、经典问题的具体讨论以及文学经典的批评的基本特征等。洪子诚掌握了丰富的史料，提纲挈领地提出了许多极富创见的观点和研究思路，但正如他自己承认的，这些思路还有待进一步具体、细致的探究，而如何在洪子诚等研究者的基础上“接着说”，并有所发现，正是本书的立意所在。
[1].洪子诚：《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2].谢冕：《重视对五十年代文学的研究》，《南方日报》2000年10月29日。
[3].谢冕：《重视对五十年代文学的研究》，《南方日报》2000年10月29日。
[4].谢冕：《重视对五十年代文学的研究》，《南方日报》2000年10月29日。
[5].谢冕：《重视对五十年代文学的研究》，《南方日报》2000年10月29日。
[6].谢冕：《重视对五十年代文学的研究》，《南方日报》2000年10月29日。
[7].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8].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9].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10].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11].李杨：《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12].洪子诚：《20世纪40 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13].洪子诚：《20世纪40 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14].洪子诚：《20世纪40 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15].洪子诚：《20世纪40 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16].洪子诚：《20世纪40 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17].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18].吴三元、季桂起：《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概观》，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19].黄曼君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下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20].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1].方兢：《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潮流三十年：1949—1978》，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22].方兢：《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
[23].古远清：《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49—1989）·大陆部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24].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49页。
[25].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6].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27].洪子诚的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五十—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当代文学”的概念》，《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等。
[28].洪子诚：《关于五十—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29].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收入《刺丛里的求索》，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30].杨春时：《现代民族国家与中国新古典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31].董之林：《史与言——“当代小说十七年”纵论》，《江海学刊》2003年第6期。
[32].余虹：《绪论：中国语境与思想的路标》，《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3].余虹：《绪论：中国语境与思想的路标》，《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4].李杨：《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35].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3页。
[36].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7页。
[37].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50页。
[3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3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7页。
[40].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1].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2].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43].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4].董之林：《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5].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6].程光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76》，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
[47].贺桂梅：《转折的年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8].张荣翼：《文学史：延续与断裂的双重构造》，《学术研究》1996年第1期。
[49].张荣翼：《文学经典机制的失落与后文学经典机制的崛起》，《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50].张荣翼：《文学史，文学经典化的历史》，《河北学刊》1997年第4期。
[51].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52].董瑾：《50年代初文学经典的颠覆与重构》，《文艺评论》1999年第3期。
[53].关于洪子诚的西学阅读方面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见洪子诚《穿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洪子诚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0年第6 期。李云雷《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答问——文学史家洪子诚访谈》，《文艺报》2013年8月12日第3版。
[54].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该书是根据洪子诚在北京大学上课的录音整理而成，课程的名称为“当代文学史问题”，上课时间从1999年9月开始。
[55].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3页。
[56].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3—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