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学家们非常重视回忆的审美创造意义。在西方美学史上，从古到今有不少美学家论述过艺术创作中的回忆。而如柏拉图、海德格尔则是在本体论的层面上来看重回忆的作用的。

回忆在柏拉图那里，是达到美的理念的最重要的途径。柏拉图认为美的理念是先于美的事物而存在的本体。而美的事物所以为美，是由于它分有了美的理念。在柏拉图看来，各种各样不同的美的东西中，有一个共同的理念，这就是不同的美的东西中的共同的东西。美的理念是一切美的事物所以是美的唯一真正原因。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说：“一切美的事物都以美的理念为源泉，所有一切美的事物分有美的理念，有了它，那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2]柏拉图在《美诺篇》中认为，知识只能得之于天赋，是不朽的灵魂所固有的。既然灵魂不朽，那么它在轮回之中，就已经先验地获得了对一切事物的认识。那么，通过回忆，就可以获得现世中的一切知识。他说：“一切研究，一切学习，都只不过是回忆罢了。”[3]对于各种美的事物的参悟，都应以美的理念即美的本体为终极目的：“先从人世间个别的美的事物开始，逐渐提升到最高境界的美，好像升梯，逐步上进，从一个美形体到两个美形体，从两个美形体到全体的美形体；再从美的形体到美的行为制度，从美的行为制度到美的学问知识，最后再从各种美的学问知识一直到只以美本身为对象的那种学问，彻悟美的本体。”[4]而上升到美的理念或曰美的本体的途径就是回忆。著名的柏拉图研究者弗里德兰德这样揭示道：“哲学的辩证法本身实际上被称为‘回忆’，同时爱情的迷狂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的。所以，导致上升达到理念的这两种运动采取回忆的途径。”[5]这是符合柏拉图的思想初衷的。

众所周知，柏拉图把诗歌创作的灵感归之于神灵凭附的“迷狂”。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灵感（enthos）和迷狂（mania）以及出神（ekstasis）的含义都是相通的。[6]柏拉图如是说：“此外还有第三种迷狂，是由诗神凭附而来的。它凭附到一个温柔贞洁的心灵，感发它，引它到兴高采烈神飞色舞的境界，流露于各种诗歌，颂赞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垂为后世的教训。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他的神智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7]诗人之所以能创造出美，就是因为在迷狂中回忆到上界的美。“有这种迷狂的人见到尘世的美，就回忆起上界里真正的美，因而恢复羽翼而且新生羽翼，急于高飞远举，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像一个鸟儿一样，昂首向高处凝望，把下界一切置之度外，因此被人指为迷狂。”[8]因此，回忆在柏拉图的美学思想或者是诗学观念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回忆是从尘世的美或者美的事物提升到美的本体的唯一途径，也是诗歌创作的首要心理能力。应该看到，柏拉图所说的“回忆”不是审美主体在头脑中对于自己的经历的复现，而是在感觉的触发下对“上界”美的本体的获得。

在柏拉图的学说里，回忆有着普遍性的方法论意义，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与心理学中的作为一种心理能力的范畴相比，显得更为根本，更为高级。诚如范明生先生所指出的：“《美诺篇》中讲的回忆是一种数学的推理，《斐多篇》讲的是从一件具体事物推想另一件事物，《会饮篇》讲的从杂多的事物集合成单一的东西，也就是理念。柏拉图说这便是回忆，它是灵魂已经先认识一个理念，运用它将杂多的事物的共同特性集合在一起，从而认识到统一的理念。这里虽然没有像《会饮篇》那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上升的过程，但它说明是将杂多的东西集合成为一个单一体，从多中得到一，这便是《斐德罗篇》所讲的辩证法意义上的综合。”[9]即把柏拉图所讲的回忆，看作是一种辩证的综合方法。而我们还应进一步看到，柏拉图在诗歌中所讲的回忆，则更多的是一种审美观照。柏拉图所说的美的“理念”，并非是纯粹的概念性的精神实体，而类于后来康德所说的“范型”。朱光潜先生译为“理式”，他在译注中指出：“柏拉图所谓‘理式’（eidos，即英文idea）是真实世界中的根本原则，原有‘范型’的意义。……‘理式’的空心佛家所谓‘共相’，似概念而非概念。”[10]这对我们理解柏拉图的“理念”有很重要的帮助。这种“本体境界”，他又称为“光辉景象”，回忆便是对这种“光辉景象”的聚精会神的观照。[11]这对我们理解艺术创作中的回忆的审美性质是很有启示的。

20世纪德国著名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把回忆作为诗的源泉，艺术的母亲。海德格尔在《什么召唤思》这篇文章里把回忆作为思的根本品性加以深刻论述，他说：

回忆，这位天地的娇女，宙斯的新娘，九夜后成了九缪斯的母亲。戏剧、音乐、舞蹈、诗歌都出自回忆女神的孕育。显然，回忆绝不是心理学上证明的那种把过去牢牢把持在表象中的能力，回忆回过头来思已思过的东西。但作为缪斯的母亲，回忆并不是随便地去思能够被思的随便什么思的东西。回忆是对处处都要求首先去思的那种东西的聚合。回忆是回忆到的、回过头来思的聚合，是思念之聚合。这种聚合在敞开处都要求被思的东西的同时，也遮蔽着这要求思的东西，首先要求被思的就是这作为在场者和已在场的东西在每一事物中诉之于我们的东西。回忆九缪斯之母，回过头来思必须思的东西，这是诗的根和源。这就是为什么诗是各时代流回源头之水，是作为回过头来思的去思，是回忆。的确，只要我们坚持，逻辑使我们洞悉被思的东西，我们就绝不能够思到以回过头来思、以回忆为基础的诗所达到的程度。诗仅从回过头来思、回忆之思这样一种专一之思中涌出。[12]

海德格尔明确指出，他所说的“回忆”不是心理学上那种把过去把持在表象上的能力，而是思之聚合。他把回忆作为诗的根和源、作为艺术之神的母亲，这种定位是再高不过的。在这里，海德格尔用回忆把诗与思连接起来。在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中，诗和思都是最重要的论题，而这二者都是“大道”（Ereignis）的言说方式，即所谓“道说”（Sage）。在这个意义上，思即是诗。海德格尔如是说：“思想乃是作诗，而且，作诗并不是在诗歌和歌唱意义上的一种诗。存在之思乃是作诗的原始方式。在思中，语言才首先达乎语言，也即才首先进入其本质。思道说存在之真理的口授。思乃是原始的口授。思是原诗，它先于诗歌，却也先于艺术的诗意因素，因为艺术是在语言之领域内进入作品的。”[13]在思与诗之间存在着隐蔽的亲缘关系。海德格尔以诗的形式吟道：“歌唱和运思同源/皆系诗之近邻。”[14]我们不妨参考孙周兴博士对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关于诗与思关系的阐释：“海德格尔所理解的‘诗’与‘思’分别领有着解蔽与聚集之特性。‘大道’之‘道说’乃是Aletheia与Logos的一体两面的运作，与之相应，响应‘大道之说’的人的‘道说’也有两种方式，即诗与思。诗是解蔽，思是聚集。进而我们可以发挥说，诗是揭示、命名、创建、开启，是动态的；而思是掩蔽、庇护、收敛、期待，是静态的。”[15]在海德格尔的关于思的论著中，是把思与回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思即回忆。而这主要指的是思的聚集性，也即前说之“思之聚合”。海德格尔又在诗中说：“是以运思执著于/曾在者之来临/运思乃一种回忆。”[16]而思又是原诗。回忆也是成为诗歌与其他艺术的源头。

西方其他一些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如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本雅明、马尔库塞等，都颇为重视回忆在审美创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从各自不同的体系出发，揭示了回忆在审美与艺术中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