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隐与安静的心海
我的古城很小很静，是默默无闻的袖珍小城；我的古城却又很大很辉煌，没有古城八一起义的枪声，何来今日的天下？
王勃与滕王阁千古并存，是江西老表无能还是有容乃大？滕王阁却已是废废兴兴29次了，孟浩然、李绅、陆龟蒙、韦庄、王安石、杨万里、辛弃疾、朱熹、汤显祖、蒋士铨皆为古城题写过诗句，更不用说现今伟人名家为该城泼洒的笔墨了。古城有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性格。
我却注意到袖珍小城的隐文化现象。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5]徐孺：徐樨，字孺子，东汉豫章南昌人，家贫、躬耕自给，不肯出仕，故称高士。古城至今仍有孺子亭、孺子路、孺子墓和孺子公园。他究竟高风亮节到何地步？文字记载并不多，孺子公园大门有长联赞颂，他的真正故里丰城隐溪村的徐氏宗祠中，亦有副老楹联：“隐逸之士堪羡哉，惟我祖，甘贫穷，却征聘，不事王侯，千载高风从古仰；轻财之人是述矣，独先公，捐粟米，赈饥荒，表厥宅里，一生大义至今存。”[6]上联说的是徐孺子，有鉴定无细节。少时常在孺子亭徐家大屋嬉戏，最初浮出的徐孺子的形象当是荷锄种菜的老农。可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仍对他推崇不已呢？当然，对“归去来兮”的隐人陶渊明更是顶礼膜拜了，这里，是不是有知识分子心态的传承和认同？我将《蔷》的故事安排在据说是徐孺子后裔的知识分子家族中，自有我的良苦用心。
百花洲上，南宋初年曾住过一个四川的隐士苏云卿，种菜织草鞋聊以度日，洲上至今尚有苏公圃，想是隐士当年的菜园；水观音亭又名杏花村，明代宰相张位罢相后，便隐居此处，并建藏书楼；青云谱，原名青云圃，明朝宁王朱权的后裔朱耷，明亡后落发为僧，后做道士，就居青云圃，画山水荒寒萧疏，画鱼鸭鸟多“白眼向人”，遂成为与石涛齐名的清代大画僧。小小古城，处处呈现着隐文化，可谓“大隐隐于市”吧。
说到归隐，仿佛与政治密不可分，褒者以为是反抗情绪，贬者认为是逃避现实。与真归隐掺和一处的有伪归隐，于是，归隐又被嘲笑为沽名钓誉、想入仕途的终南捷径。我并不排斥这种种说法，但是，是否可从文化心态去思考归隐呢？离沉浮宦海远点，离热点远点，离徒费心力的人事纠葛远点，超凡脱俗点，有意无意间藏书读书创造出高远意境的文艺作品，不也是给人间留下一点青翠么？
当今似无归隐之行径了，就是庙观也与旅游盈利什么的搅成一团，但是千百年的知识者的心理积淀，就会一阵风吹去无影无踪么？在纷纷扰扰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的人流中，是否还有甘于清贫、甘于淡泊的寂寞的精神田园？
我决不想抗拒汹涌的经济大潮的诱惑撞击，我也决不想全盘否定各种观念的急遽嬗变，其间，理性与情欲的撕掳、人格与本能的抗衡、灵魂与肉体的崩裂，在人们，尤其在女人的心田迸发种种律动和骚动。是玉石俱焚的悲憾？是人的自我价值的张扬？是归真返璞的恬静？人们岂止甘于在海边看看、海边走走？可下了海的，并不全是主动的躁动的奋进的；人生的路，各种外力和内驱组合着扭绞着，命运并不操纵在你自己的手中！
《蔷》中的古城是处在既不沿海却又不太偏远的两者间的夹缝位置，那曾弥漫着书香的窄窄古巷，那古巷中书香门第的七姊妹，是冰清玉洁固守传统中的自我？是困惑彷徨茫然无措？是心理倾斜畸态坠身欲海？是历经动魄惊心终成佼佼弄潮女？
徐家老大恪守医德、冰清玉洁，难道就该被讥为过了时的黯淡无光的“理想主义者”？徐家老三在爱情的歧途徘徊、在城乡间寻寻觅觅自己的位置，终不能忘怀山村小学，难道就该被斥为“矫情而已”？徐家老父在女儿们让他眼花缭乱的大动作中一次次狂怒，难道就该称他为“老顽固”“落伍者”？他的悲凉心境是：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大太快！
然而，变，终归是好事，是前进着的；海，到底是浩瀚的，气象万千的。我们今天得到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然而，我们轻易抛却的，会不会是我们乃至我们以后几代人所苦苦寻觅的呢？
不在于你的血肉之躯是在海里折腾，还是在岸上踱步，而是你的灵魂栖息在精神田园不？要有一片安静的心海。
徐迟先生1949年曾将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译成中文，年近古稀时他又将书重新校译再版，他是钟爱此书的。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梭罗，28岁时带着一柄斧头，离开了喧闹的城市，独自走进瓦尔登湖畔的森林里，伐木搭起小屋，种豆子采浆果打猎还垂钓，并非刻意过隐士生活，而是要进行一种生命的实验：回归自然、简化生活、寻找生活的基本事实，两年半后他才走出森林，9年后他出版了《瓦尔登湖》。这是一本寂寞的书、孤独的书、智慧的书。他认为一个人若能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所需，其实可以更从容、更充分地享受人生。可惜人们一味沉湎于物欲之中，人已经变成了他的工具的工具。为人为忙碌忧虑所累，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今天，人们对130余年前的梭罗和瓦尔登湖越来越怀恋，徐迟说，这很正常，物质越丰富，梭罗的名声也随着他所厌恶的物质而增长。
尽管如此，我仍觉得梭罗与我的古城中早已逝去的归隐者的身影依稀仿佛。
都喜欢说：不白活一回！到底怎么才算不白活一回？怎么才算热爱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