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及其评价

有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的研究文章这些年有很多，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国内。内容上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目前文化危机与传统文化断裂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因果关系、传统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缺失。这些方面的探讨广泛而深入，但是基本都停留在理论层面，至于应用对策的提出和与之相关的理论探讨却存在明显不足；对地域传统文化的研究则基本上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具体而言，这些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首先是传承什么的问题——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需要传承的基本内容有哪些，哪些是必须继承的，哪些是应该摒弃的，哪些是需要改造的，理论性的概括和系统性的厘清做得都不够。正如李宗桂在《试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中所指出的那样：“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这么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过程中，问世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却缺少充分的揭示。近年虽有若干著作专门探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的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大谈方法论、价值观、范围、内容、特征等，但就是不正面谈何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目前的情形看，这依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的软肋。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具备怎样的时代表现，即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应如何体现和怎样体现的问题。这实际上涉及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创新问题。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同样薄弱。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随着实践的广泛开展和深入进行，日益凸显，虽然已经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但是对此的探讨始终停留在具体现象揭示的层面，停留在零散的、就事论事的层面。这样，就使身处时代变化中的人们，在面对传统文化时，具体的每个个体始终要处于辨析、甄别、选择、揣度的游移状态之中，难以形成文化的习惯和文化的合力，难以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应有的集群的、惯性的力量。陈骏在《传承孝德文化精髓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文所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状态：“新孝道强调，一方面要继承传统道德中善事父母、仁爱孝悌、忧国忧民等超越时代的精华要义，坚守和发扬其中永不褪色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要批判、改造传统孝道中过时、消极、保守的内容，坚决摒弃其中迂腐甚至反人性的三纲五常、愚忠愚孝，它着重代际平等、相互尊重，既传承传统孝道中闪耀人性和文明光芒的部分，又推陈出新，呈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3]只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表现进行全面的、上升为理论高度的、系统性的专题研究和大众化的呈现，才能消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过程中普通民众的认知障碍，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的主体——广大民众在对传统文化理解、认知、接受、践行的过程中，有效地避免碎片化、表象化、肤浅化、游移化倾向，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更为强大、持久、深入人心的力量，更好地发挥文化惯性的巨大势能。

3.怎样传承的问题。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路径和方法关注太少。有些研究虽然也涉及这个问题，但是整体思路比较狭窄，就事论事，不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可推广性。例如国内外很有些人将“国学热”中书院教育等同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途径，将儒学复兴等同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刘凌、王立刚的《读经、国学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区别》和蒋国保的《儒学三次复兴的当代启示》等文章，对这类现象提出质疑，试图探讨学校教育的途径和方法。研究中也有一些文章以肯定的态度认为，在中小学教育中，设立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例如，诗词诵读、书法、围棋等，培养提高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技艺，就是传承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较可行的途径。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意识到现在教育体制下这种传承与传播途径存在的问题和不尽如人意的方面，例如，学生课业压力大，积极主动的学习热情不够，教师对于传统文化的教学能力不足等。

4.传承传播手段创新问题。这是一个提倡创新的时代，迎合这一方针，学术界也反复倡导创新。但是如何创新，以往旧有的做法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经验教训，却鲜有人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深刻反思。事实上，不知何谓旧，就难以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新，就更谈不上创新——创新体系、创新渠道、创新方式等。即使是有人关注到创新的方式方法问题，也仅仅是停留在个别案例分析上。如纪忠慧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文化传承与形态创新》，看到了创新的个案，但是并未能提升到规律性的可操作的实践指导层面，这对于开辟全新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产生强大助力。

5.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作为具有文化影响力的世界城市，作为具有文化引领作用的首善之区，如何整合自己优质的文化资源，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方面创新的实践性探讨，在这个方面的尝试更是少之又少。仅有何明敏的《“北京怀旧”与认同危机：对近年“京味话剧”的深层解读》等论文。对北京优秀文化传承方面的资源、优势、能量等家底缺乏全面的梳理和系统的研究，这就阻碍了北京在传承与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6.研究视角和方法有待改进。目前大多数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普遍存在视角陈旧的缺陷。具体表现为：立足本国的多，缺乏文化发展的国际视角；立足传统的多，缺少现代立场和视野；立足理论探讨的多，对操作层面建言献策的少；罗列问题的多，提供解决方案的少。我们认为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更是世界文明的思想宝库。多年以来，世界各国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始终保持着持续的热度。只是在旗号和名称上略有差异。例如，有的打着儒学研究的旗号、道学研究的旗号、东方文化研究的旗号。而国内的各类名称则更多，而尤以“国学”最为普遍。学会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心、书院等组织形式众多。各种名目的书院、讲堂、论坛如雨后春笋一般。我们应该敞开胸怀，立足国际，立足现代，整合资源，广泛借鉴全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对传统文化传承保护和传播的有效方法，广泛吸纳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使之成为我们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财富。找出切实可行、便于实践、可以操作的方式和方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思想的理论层面，尽快变为全社会的民众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