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苏联文艺理论的引进

中国学者对苏联（包括19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介绍，始于“五四”时期。1921年《小说月报》的“俄国文学研究专号”上，就发表有郭绍虞的《俄国美论与其文艺》一文。之后，随着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俄国19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理论与批评著作，列宁关于文学艺术的讲话、文章及相关言论，20世纪20年代以后苏联的许多文学思潮与流派的观点和学说，便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到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政治上采取了“一边倒”的策略，在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在“向苏联学习”的氛围中，苏联文论的学术权威地位被进一步加强，使得苏联文论在新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苏联文艺理论著作的翻译引进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50年代，出于意识形态建设和构建新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现实需要，中国学界对苏联文学和文艺理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走上了全面借鉴苏联文艺理论的道路。译介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内容上，苏联文艺理论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例如，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刊物之一《人民文学》杂志的创刊号“发刊词”中，强调“最大的要求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可以说，官方和理论界的有意推动造就了这一阶段的苏联文论译介的繁荣景象。即便到了50年代末，中苏关系交恶之后，这种情况也并未有太大改观。

苏联官方对文艺理论的指导原则，对于将苏联理论界思想原则奉为圭臬的中国学术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可想而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高度政治化的苏联文论成为新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主要依据。反映在外国文论译介领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和苏联文论为主。这个时期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问题的经典论述，如《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J.弗莱维勒编选，王道乾译，平明出版社1951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苏联的米·里夫希茨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四卷本）（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1966年版）[16]，索洛维耶夫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曹葆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司徒贞译，新潮书店1950年版），《论托尔斯泰》（林华译，中外出版社1952年版；立华译，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克拉斯诺娃编的《列宁论文学》（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两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等等。从编选者名单中可以看出，除个别情况外，这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大部分都是从苏联学者编选的文集转译过来的。这些经典论著的译介，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做了有力的铺垫。

这一时期，在苏联方面的大力举荐下，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别林斯基（别列金娜选辑：《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辛未艾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生活与美学》，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杜勃罗留波夫（《文学论文选》，辛未艾译，第一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等人的文论著作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文艺理论教材和文艺研究的重要内容。另外，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曹葆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高尔基（《苏联的文学》，曹葆华译，东北书店1949年版；《俄国文学史》，缪灵珠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文学论文选》，孟昌、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文学书简》，曹葆华、渠建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1965年版）、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述，经过系统的翻译和有意识的推介，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个时期，翻译篇目和内容的选择都与当时的政治决策有直接关系，着重译介那些强调文学本质的反映论，文学创作的典型化原则，文学评价的阶级性、社会性和人民性的苏联文论。总体说来，这个时期的翻译活动，系统、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译介苏联文艺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主要途径，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流地位，并决定了中国文艺理论界的理论构架、话语模式和评价标准。

二 “全面仿苏”语境下的文艺理论教材建设

谈到苏联文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影响，比较突出的事件是当时的文艺理论教材建设。在全国各行各业学习苏联的语境下，高等教育部于1954年11月制定了《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国统一的专业目录，从而把高校课程设置的专业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4年年底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制定出来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均将文学理论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195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分别聘请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柯尔尊来京讲授文艺学课，并帮助两校中文系制定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同时，在北京大学开设了文艺理论研究班（进修班），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了苏联文学研究班（进修班），全国各地高校选派文艺理论教师来京进修，将苏联文艺理论传播到了祖国各地。另外，各大学中文系还学习苏联的高校建构，陆续成立了文艺理论教研室。

1954年苏联专家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由杨晦先生主持）讲授文艺学理论，并指导中文、东语两系学习苏联的教学计划，为中文系学生作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民族形式”、如何接受古典文学遗产等报告。这种讲学既具有学科探讨的性质，更具有指导文学研究方向的权威性质。195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主要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及列宁的“反映论”为理论基础，书中所举例证都来自俄苏文学作品。1955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聘请苏联列宁大学教授柯尔尊讲授文学理论和外国文学，开设了苏联文学理论进修班（由黄药眠先生主持）。195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柯尔尊的《文艺学概论》，简明扼要地讲述了苏联文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框架。

两个“苏式”理论班的开设，对新中国的文艺学教学和学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苏联学者比较重视学科的理论性和完整性，使许多中国学者从中学到了有益的思维方法，也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苏式文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中国学者（如霍松林、蒋孔阳、李树谦等）直接借鉴苏联文论的框架，随后写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较为体系化的文学概论教材。当然，全面学习苏式马克思主义文论，以苏式体系为师，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受苏联文艺理论影响，一些著名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史家（如郭绍虞等）大力修改自己在民国时期所写的学术专著，甚至将文学史、批评史看成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斗争史。这说明，文艺理论的过度“越位”让正常的文学研究遭受简单化、概念化之累，也为后世的文论建设留下了宝贵经验。

三 苏联基础文论的引介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苏之间的特殊关系，苏联文艺界的创作动态与理论动态能够被迅速地介绍到国内，从而对国内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文艺理论研究发生即时的影响，这成为当时苏联文论介入中国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方式。比如，1956年由《文艺报》发起并引导的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就有着明显的“苏联”背景。

1952年，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对“典型”进行了狭隘的解释，认为“典型不仅是最常见的事物，而且是最充分、最尖锐地表现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事物”，“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畴”，“典型问题经常是一个政治问题”[17]。之后，苏联学术界围绕马林科夫的观点进行了持续几年的争论。当时，中国文联的机关报《文艺报》对此高度关注，多次进行报道。比如，1952年第21期的《文艺报》以摘录的形式译介了马林科夫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的部分，1953年第15期的《文艺报》刊发《苏联文艺界讨论典型问题》的消息，1954年第14期、第20期的《文艺报》还对相关论争进行了连续的报道。1955年，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18期发表《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论文，对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对典型的看法进行了激烈的批评，1956年第3期的《文艺报》全文译介了这篇文章。接下来，1956年第8、9、10期《文艺报》开设了“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专栏，发表了张光年、林默涵、黄药眠、陈涌、巴人等人的文章，就典型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20世纪50年代的学术讨论中，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是开展得比较充分、比较深入的一次。《文艺报》的“编者按”说，发起这次讨论的目的是“克服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自然主义倾向”，克服“文艺理论、批评、研究中的庸俗的社会学倾向”，并认为“对典型问题的简单化的、片面的、错误的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缺少认真的、系统的研究”，是出现以上错误倾向的“主要原因之一”。《文艺报》“编者按”为讨论定下这样的思想基调，显然受到“解冻时期”整个苏联文学艺术界思想氛围的影响。在发起国内讨论的过程中，作为对国内讨论的一种推动，1956年第10期的《文艺报》还译介了塔马尔钦科的《个性与典型》这篇文章。

除了典型问题的讨论外，20世纪50年代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真实问题的讨论、“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提出，关于“如何塑造英雄人物形象”的论争，也都受到了苏联文论界新的文学思潮的影响。

四 苏联文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补正

就经典文论的层面讲，毛泽东文艺思想直接受到列宁文艺思想的影响，比较多地从工具论的角度看待文艺问题，与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文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立场有一定的距离。而与列宁的文艺思想比较起来，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工具论的色彩更加浓厚。在《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这篇文章中，列宁一方面强调“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承认“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的要求，“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18]。而毛泽东的《讲话》在引用列宁的观点强调文学的党性原则时，则忽略了列宁在艺术创作活动特殊性问题上的看法。

毛泽东文艺思想有其自身的立场与自身的逻辑，从这个角度讲它是自成体系的。但是，由于毛泽东本人不是专业的文艺理论家，他主要是站在一个政党领袖的立场上，以要求文艺为政党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功利态度思考文艺问题的，这必然使他在文艺问题上的许多结论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在其有限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著中，毛泽东文艺思想所涵盖的理论领域也是相当有限的，它不仅对许多文艺内部的具体问题如文艺体裁、文艺风格、创作心理与接受心理等问题缺乏学术性的论述与探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如新旧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文学的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典型的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文学艺术的起源问题等，也要么只简单地提出了本身就有很大局限性与片面性的原则，要么根本就没有涉及。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不可能仅仅依托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一理论资源；而苏联文论，恰好可以弥补毛泽东文艺思想留下的许多理论空白。

另外，以《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的文艺论著当中，有些内容具有很强的政策性与时效性，与战争环境和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有关。用一种毛泽东本人也认可的说法，叫“有经有权”[1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延安文艺思想的机械的理解与运用，给文艺事业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而苏联文论，从1953年之后已经进入了“解冻时期”，开始就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十分重要的命题，如文学中的人性问题与人道主义问题、如何深化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问题、如何更好地处理文学的党性原则与作家的创作自由问题等，进行讨论与反思。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十分通畅的，这一时期苏联文艺界的理论动态与思想动态都能够很快地传播到国内。苏联文艺界对这些问题的论争与思考，对国内的文艺理论界有直接的启发。50年代，苏联文论还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与学术上的权威性，它们因此成为国内的理论工作者试图纠正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偏差时，唯一能够借用的话语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