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讲话》对新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方向的指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文艺理论建设，是延安时期文艺观念和价值诉求在全国的推广，因此，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就成为新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理论和行动指南，成为后来者研究新中国文论起点时最重要的一环。

一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内涵

1942年5月，为了配合文艺界整风运动，澄清一些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模糊认识，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对文学的本质、服务对象、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动机与效果、普及与提高、文学遗产的继承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重要文艺理论问题都做了明确指示，此文也由此成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的纲领性文献。

在《讲话》中，毛泽东对文学进行了明确的定性。对文学的特殊属性的探讨，可以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从文学内部，例如语言、意象、象征、隐喻、结构等内在因素来探讨；另一种则是根据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即从文学的外部对文学做出规定。毛泽东的定性属于后者。在他看来，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2]。因此，文学相对于现实人生，其区别就在于它的典型性，它既依附于现实，来源于现实，同时也是对现实的提升。

在《讲话》中，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3]这一判断文学艺术作品价值的标准。一方面，他强调，他所说的政治性在当时主要是指是否有利于抗战，“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4]。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有政治上是否正确的问题，“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5]。在他看来，那些艺术性很强而内容反动的作品，应该引起人们更大的警惕。因此，尽管毛泽东也指出了“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6]他显然是从文艺的政治影响力这个角度去强调其艺术性的，相对于政治标准而言，艺术标准只具有“附庸”的地位。

毛泽东《讲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当中去，向群众学习，改正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座谈会开始的动员报告和座谈会结束时的总结报告中，毛泽东都把“文艺服务的对象”这一问题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并加以论述。尽管他认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一样也是革命文艺服务的对象，但由于作家本人多属于“小资产阶级”这一群体，因此，他认为解决“文艺服务对象”问题的关键，是文艺家如何改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以自己的作品为工农兵服务。他要求作家“到工农兵当中去，向群众学习”，在这个过程中，熟悉人民的语言与人民群众的生活，使之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7]

在《讲话》中，毛泽东还极有针对性地对“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与黑暗并重”，“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等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要求文艺家“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歌颂人民、歌颂无产阶级、歌颂共产党、歌颂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他认为歌颂谁与暴露谁体现的是阶级立场问题：“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8]

《讲话》同时还对普及与提高、文艺的大众化、如何对待民族的与外来的文化、人性论等一些左翼文学长期争论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普及基础上的提高”与“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等理论命题。这些内容规定了新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

二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来源

理解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必须首先联系他独特的政治身份：与一般的文艺理论家不同，他是站在一个政治家的立场上，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为历史背景，为解决中国革命中遇到的现实问题而思考文艺问题的，而他的文艺思想的巨大影响，也始终与他革命领袖的身份相关。

虽然毛泽东在早年的著述中，也有一些零星的谈论文学艺术问题的文字，但真正集中思考文学艺术问题，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文艺主张，是在延安时期，也就是在他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之后。1936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全国性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在陕西保安县成立，毛泽东在其成立会议上发表了一个演讲，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实际上是在“文武两个战线上”展开的，只有“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才能够争取抗战的胜利。[9]把文学艺术和军事并称为“文武两条战线”，这一看法毛泽东不仅在《讲话》中重提，而且贯穿于他领导中国革命的全部实践过程当中。从把文艺作为革命的一条“战线”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极为关注文艺界的思想动向与文艺家的政治立场，以及为什么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常常亲自介入具体的文艺问题的争论，并多次主动发起对文艺界“错误倾向”的批判运动。显然，他极为看重的是文学艺术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统一全党思想、发动群众、引导舆论方向方面的功用。

从理论根源上讲，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许多命题，直接来源于列宁，这显然与他们身份的相近有关：同样是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领袖，列宁的许多主张更能够在毛泽东那里产生共鸣。毛泽东在写文章时，极少像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到经典作家那里去寻章摘句，但在《讲话》中，他有两处直接引用了列宁的话以支持自己的观点，一次是在提出“文艺为什么人”这一问题之后，他说，“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10]。另一处是在提出“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之后，他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11]。我们发现，毛泽东引用列宁的两处文字，涉及的是在他的《讲话》中最关键的两个问题。这两处引文都出自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显然，毛泽东对这篇文献相当熟悉。另外，列宁关于两种民族文化的论述、对知识分子动摇性的批判以及在人性论问题上的立场、要求作家表现工农大众、表现新生活的主张，都进入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体系当中，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是很明显的。

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吸纳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左翼文学发展的理论成果。“文学是宣传”，“文学是一个阶级的武器”，这些都是创造社成员在1928年从日本引入中国的文艺主张。尽管这些主张一开始受到了茅盾、鲁迅等“五四”作家的质疑，但还是进入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体系当中。“文艺大众化”问题也是左翼文学家关注的焦点，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被热烈讨论过。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认同了大众化讨论中以瞿秋白等人为代表的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先“取得大众的意识，学得大众的语言”，然后才能创造大众文学的观点。这种观点的进一步引申，便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联系在一起。

三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与权威地位的确立

以《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地位，是逐渐确立的。据考证，1942年5月，即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当月，“七七出版社”就曾印行《讲话》的记录稿本[12]，讲话的内容还迅速被传达到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当中。《讲话》正式发表前后的两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还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学习《讲话》的文章。1944年3月，周扬出版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周扬给予《讲话》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的“最好的课本”。[13]

毛泽东文艺思想成熟与传播的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解放区文学就是沿着《讲话》的方向发展的，而文学界开展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与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最终都更加巩固与加强了《讲话》的权威地位。到1949年7月“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时，周恩来、周扬、茅盾、郭沫若的报告，都给予毛泽东《讲话》以极高的评价。周恩来在报告中讲，“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他给与了我们文艺的新方向，使文艺也能获得伟大的胜利”[14]，周扬在报告中讲：“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15]而郭沫若以一个诗人的热情，在报告的结尾处喊出了“伟大人民领袖，人民文艺的导师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这一切，都以十分确定的方式预示了一个新的文艺时代——毛泽东文艺思想时代的到来。

从《讲话》发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周扬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与其权威性的维护方面做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初周扬在上海领导过“左联”的工作，1937年秋到达延安，其理论才能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被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负责边区的群众文化与教育工作。从1940年到抗战胜利，周扬一直主持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工作。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后，周扬以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敏锐眼光，认识到了《讲话》的划时代意义。他一方面在鲁艺的课堂上向学员宣传《讲话》的精神，另一方面写下了大量研究、阐释《讲话》精神的理论文章，并主持编辑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以推广群众性的秧歌剧、进行平剧（京剧）地方戏改革的方式，践行讲话精神。20世纪50年代，周扬一直是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是党在文艺战线上最直接的领导者，对践行毛泽东文艺思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与权威地位的确立方面，还有一些理论工作者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其中有些是像周扬这样兼具理论家与中共文艺战线领导者身份的人，如邵荃麟、何其芳、林默涵等人；有些是像蔡仪、以群、黄药眠这样的主要以学者与文化人身份而闻名的左翼理论家。在《讲话》发表以后，他们自觉地以《讲话》精神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错误观点和思潮进行斗争，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学术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做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