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和历史学中的边缘化

在教育部的学科体系内，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科；在传统史学中，“地理”也是历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沿革地理”与“职官”“年代”“目录”并列为历史学的“四把钥匙”；且如前文所述，我国的历史地理学也脱胎于“沿革地理”，因此在21世纪之前，历史地理学在历史学中有着较高的地位。

不过，进入21世纪，随着史学研究日益脱离纯粹的考订，考订越来越被看作基本功，只是一名史学研究者所应掌握的基本的学术能力，而不是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以及衡量优秀学者的重要标准；与此同时，在史学研究中历史阐释、历史解释的能力日益得到重视，在这种趋势下，以考订为核心的“沿革地理”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同样作为四把钥匙的“职官”“年代”“目录”也是如此。

虽然在1949年以后我国的“沿革地理”就开始向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转型，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传统“沿革地理”的核心，即政区沿革的考订、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对历史地名演变的研究、交通线的复原，甚至历史地理文献的点校和考订工作，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重中之重。[34]随着史学研究的转型，传统“沿革地理”的这些成果虽然依然得到推崇，但只是被当作优秀的工具，再难以获得像《中国历史地图集》那样崇高的学术地位。作为对比的是，传统史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如职官，已经通过吸收最新的理论，从纯粹的考订向历史阐释转型，从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但目前历史地理学中传统的“沿革地理”，虽然也有着转型的趋势，如政区地理中日益考虑到人的因素以及将制度作为一种过程来考虑[35]，但一直未能在理论、方法以及整体阐释方面获得突破。

不仅如此，随着历史研究的多元化，其本身的研究重点也在多元化，且热点不断增加和转移，在这一趋势下，历史地理学多年来未能提出让整个历史学界关注的理论、方法、观点和问题，虽然也会追随学术热点，如环境史、丝绸之路的研究等，但在这些研究中，历史地理学大都只是能提供一些基础性的成果，即为更高层次的历史阐释奠定空间框架，并未提出可以引领这些领域发展的观点、理论和方法，也未能成为研究的核心。

总体而言，作为教育部规定的历史学下属学科的历史地理学，由于其自身未能真正摆脱“沿革地理学”的束缚，同时也未能跟上历史学的发展，因此在历史学中逐渐边缘化，日益被看成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而不是一门“阐释性”的学科。

而在地理学方面则是另一番景象，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在学科属性上属于地理学，且侯仁之教授和谭其骧教授都属于地学部学部委员（后来改为院士），但由于教育部一直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历史学，历史地理专业主要也设置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历史系或者相关学院，因此培养出的学者实际上主要受到的是历史学的训练，由此使得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与地理学的研究者之间，在学科背景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虽然在20世纪中期，侯仁之教授、谭其骧教授和史念海教授都通过实地考察、文献考订的方式对现实的地理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此后随着地理学自身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渗透其中，虽然对文献依然非常依赖，如在以往曾编纂过大量历史时期的地理数据集[36]，但近年来文献的处理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等理工科的方法，而不是历史地理学依然坚持使用的历史学的方法。

在处理历史文献的方法与历史地理学逐渐分离的同时，日益技术化的地理学也为历史学出身的学者设置了技术壁垒，使得历史学出身的历史地理学者难以加入真正的地理学的研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地理学中早就作为常规工具使用的GIS，在历史地理学界还远远未能普及。此外，地理学中通过建模的方式来“创造”数据以弥补文献缺失的方法也被绝大部分历史学出身的历史地理学者所拒绝，更不用说更为深层次的思考和提出问题的方式了。上述两方面相结合，使得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距离越来越远，两者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困难。曾经兴盛一时的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古地理与历史地理研究室于1996年的裁撤，应当就是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关系的真实写照。

面对这样的窘境，历史地理学应当何去何从？

第一，地理学并不是不需要历史地理学，作为研究人地关系、地理变迁的一门学科，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并不只是现代地理，因为任何地理现象都是长期变化的结果。比如全世界地理学所关心的气候变迁的研究，需要通过各种手段追溯气候变化的历史过程，虽然目前孢粉分析、年轮等技术手段开始取代了文献中缺乏定量的定性记载，但在气候变迁的机制研究中，存在大量需要以文献材料为基础的研究领域，如历史上的土地利用，而搜集、解读这些资料应当是历史地理学者的所长。

不过目前的问题是，历史学出身的历史地理学者大部分不理解地理学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甚至毫不夸张的就是，大部分历史地理学者无法与地理学者进行对话，两者之间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存在巨大的鸿沟。因此，今后务必在对历史地理学者的培养时有意识地强化地理学的训练，甚至在培养过程中强调与地理学者的合作。由此，历史地理学者只有在了解地理学的研究思路、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发挥熟练搜集、运用历史文献的优势，成为真正的地理学者，那么才有可能在某些地理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的研究中掌握主动权，才能提升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中的影响力。

第二，在教育部的学科分类中，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的下属学科，且这样的划分方式短时期内也无法改变。那么为了继续在历史学中立足，且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历史地理学研究者应当适应史学潮流的变化，立足于传统的来自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内容，结合历史地理学所擅长的空间分析，在空间的基础上对历史进程做出自己独到的解释，也即要在成为一名真正的历史学者的同时，发挥自己空间分析的特长。但需要强调的是，空间分析并不只是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的研究，因为这种表面上的空间分析的方法，已经被很多历史学者所掌握，也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论著，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空间分析应当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分析，而恰恰这也是历史地理学目前所缺失的。

对于学科发展而言，学科属性是重要的，但历史地理学目前处于理想与现实相背离的状态，不过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无论是要回归地理学还是要继续在历史学中立足，我们都必须要认真、诚恳地拉近我们与地理学的关系，这不仅是今后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对于历史地理学的长期发展也是必要的。不仅如此，当前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也日益疏远，为了学科的生存，作为教育部认定的历史学的从业者，我们也必须成为一名真正的具有“现代性”的历史学者。

基于此，我们首先需要对以往的一些传统研究方法进行讨论，其中有些在后续各篇章中进行分析，在这里着重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历史地理研究的路径大致就是通过归纳各种材料，对研究对象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进行复原，然后以此为基础对空间分布及其变化的原因进行归纳。且不说，所谓的“复原”是否能做到，且就所谓的“因果”而言，在研究方法上属于“以果推因”，虽然绝对能找到看似合理的原因，但这种原因只是我们后人认为的原因，必然无法被证明就是当时“真实”的原因，因此通常没有太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很多研究中归纳的所谓的原因，并不具有普适性，只是可能对研究对象中的一部分发挥了作用，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都没有对此进行细化；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事物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目前很多学科都开始放弃对因果关系的简单分析。

在反思研究方法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思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目的，虽然长期以来很多研究者都反复强调历史地理学的学术价值，但学术价值并不等于研究目的；除了经世致用之外，我们历史地理学所有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指向是什么？答案可能会多种多样，但绝不应当只是“复原”和归纳原因。只有对这种终极问题进行思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才能深化，才能在地理学和历史学中占据无法被取代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