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的文学主张

方朋

辑校按语

《韩柳的文学主张》，署名“方朋”，原刊《校风》1935年第279期第1114—1115页，第280期第1118—1119页，第281期第1122—1123页，第282期第1126—1127页。

方朋，生平事迹不详。

《校风》，或为某校刊物，创刊及终刊不详。1915年8月，南开中学曾有学生主办校刊《校风》杂志创刊印行，周恩来曾是该刊成员，先后担任过杂志文苑部部长，纪事类编辑及主任，经理部总经理等职务。期间有大量文章发表在刊物上，内容题材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内外动态等各个方面。但不知其是否与该文发表刊物为同一刊物。

（一）

在中国，文学批评家是极少极少的，这与外国创作与批评的划然分开，有了极大的不同，原因很简单，就是从古以来，根本没有人注意过批评这一回事，此其一。还有，创作家总以为自己的作品是对的，是最有价值的，不需要更多人的批评，更不愿更多人的批评；因此，中国的批评事业，尤其是在古代，简直是极少发展。所以中国文学之能逐渐进步，完全是天才的创作，自然的结果，由批评而影响到文学的本身，可算是极少数。

然而，按沙选金[36]，在中国古籍里，有时也可以发现到一句两句批论文学的语句，一篇两篇批评的文字；这虽然是凤毛麟角，然而其价值，在当时的文坛里，确影响很大。最早的要算魏文帝的《典论·论文》，其品藻当时人物，确极其周密。虽然在这以前，有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韩非的《显学篇》等，然而他们所论的，都是关于学术一方面的事，而非关于文学本身，有所论及。有的，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始。

自从《典论·论文》以后，于是陆机有《文赋》，挚虞有《文章流别论》等，文学的研究，才渐渐被人所重视。然而这许多还仅是单篇的文章，而整部论文学的专书，则自刘彦和的《文心雕龙》才完备起来。其后任昉的《文章缘起》，钟嵘的《诗品》，均能独有见解，的确是批评的惟一专著。

可是，最奇怪的，自齐梁而至隋唐，文学的本身，在一天天的进步着，不论是诗，散文，都有极大的改变和进步。然而，论文学的作品，却一部书都没有。所以这一时代的批评工作，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无成就。然而要知道，一个批评家或一文学家往往将其文学主张（即文学批评），不用整篇的文章写出，而片言断句的写在笔记或书信里。所以往往这一个时代，虽说表面上没有文学论文的专著，然而在各人的集子里面，或笔记里面，正可捜求出极多的文学论文的材料来。

唐初承了六朝以后，徐庾的风气，天下还都在奉行着，骈四俪六，专尚对偶，齐梁的余风，一时还不能改掉。经过了初唐四杰，燕许、元结、独孤三变以后，排偶浓丽的风气，祛除殆尽；而这时，韩柳正在振八代之衰，力谋改革古文。所以在这时期，韩柳二人的文学主张，极有可注意的地方；此文之目的，就在约略的把他们的主张叙述一下。

（二）

韩愈是以复古为惟一的目的的，他因为要在当时文坛上自己造成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他一切都步武周秦诸子；崇孔孟，排释老；他自己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这可以看明白他主张复古之态度来了。而他的文学主张，更是务去陈言，不蹈袭前人只言片字。所以归纳昌黎的主张，最要的不外两端，第一，就是求古之道。第二，就是务去陈言。

齐梁时代的文学本身，其作用只在为一二文学家本身误情适性，妖冶华侈，声色偶俪。其弊逐至于仅注重声调格律，而忽略文章的实质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仅注重文章的形式，而忽略了文章的内容。到了韩昌黎，于是力矫此种弊端，一意以古文为倡，由齐梁恢复到两汉。然而世俗积习已久，要一朝一夕完全改革，则其势有所不能，于是纷争诟詈毁谤，如潮一般的蜂起。但韩却紧抱着他的主张，决不顾世人一切的诟难。所以他说：

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

——《答李翊书》

仆为文久[37]每自则。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则即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

——《与冯宿书》

世不我知，无害也。

——仝[38]上

这一种特然独立的态度，不为世人之毁誉，而改变其主张，韩氏实为文学革命中一员伟大的战将。他在他在《答刘正夫书》中，表明他求古的主张，格外明白：

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所谓“师古圣贤人”，所谓“师其意不师其辞”，就是“求古之道”“务去陈言”。

因为要求古，所以与时人不合。而所说所言的，遂常为非人人常言之言。他说：

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然则用工深者，其收名也远。若与世沈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

——《答刘正夫书》

他又常说：“所能言者，皆古之道，不足以取于今。”就是说，要言之能传于不朽，不应当希图一时的荣誉，不应当为世俗所利诱，应当复古，不与世俗浮沈，然后才能传世久远。

（三）

他虽主张复古，但是他决不主张蹈袭古人；所以他所用以达到复古的手段，却反是“务去陈言”。所以他说：

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

——《答刘正夫书》

然而又怕他庞杂而不能分，所以必定要行仁义之途，游诗书之源，以养其气。《旧唐书·本传》上说；

常以为自魏晋以还，为文者多为对偶；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

所谓“务反近体”,“自成一家新语”，就是务去陈言的意思。

柳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朽于古，而一出诸己。宋景文公的话，更可为证。昌黎自己又说：

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复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

——《樊绍述墓铭》

也可以看出他务去陈言的宗旨。

至于他批评历代的文章，则在《送孟东野序》中可以看见。他说：

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

他又说庄周、扬[39]、墨以荒唐鸣、以术鸣，于此等处也可以看到韩求古的意见。

（四）

柳极端推崇昌黎，则在他文集里常常可以见到。所以他的文学主张，也同韩约略相同，主张复古之道。他说：

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汤靡；得其中者汉氏……而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相如之徒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庶人咸通焉。

则同昌黎“非两汉之书不读”，及盛称史公、相如、扬雄之徒，完全一样。他又说：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之[40]；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因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而明道的方法，又在先取道之原：

本之继以求其质[41]，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而又必须参之以各家的学说：

参之榖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而作文的方法则在：

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大道也。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更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里，也有同样的话。说为文的归结，皆在孔子，而求孔子之道，不在异书，则同昌黎的话，完全相类。

（五）

但柳与韩也有不同的地方。柳不尽去陈言，所以他的文章，也不像韩的奥峻。还有，韩毕生力排佛老，柳则好浮图之言。而他们二人之《论师道》，其意见更迥然不同；其原因是他们性行的不同，也是为学方面不同的关系。

韩柳虽同提倡古文，然而唐朝一代，因为提倡科举的关系，其风不能盛行；一直到宋朝才能够盛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