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闻一多等人“杜甫与凤凰”研究的综述与发微

在凤文化视野下进行观照，诗圣杜甫正是这样一只凤凰神鸟。他壮、他美、他仁、他奇，实在是飞临人间、际会盛唐的一只稀世之鸟，是诗中之“圣”，人中之“凤”。

向来的研杜者大都认为，诗圣杜甫是儒家思想文化孕育出的优秀产儿，也是儒家思想文化在诗歌国度里的杰出代表。倘若将杜甫置于凤文化视野中进行审视，即可表述为：诗圣杜甫既是我国凤文化孕育出的最优秀产儿，同时，他也是我国凤文化在诗歌国度里最杰出的代表。比较李杜来看，如果说诗仙李白是一只大唐诗空以与老庄的道家思想相颉颃的大鹏为人生徽号和精神图腾的稀世奇鸟，则诗圣杜甫就是大唐诗空另一只与孔孟的儒家思想相感应的凤凰为人生徽号和精神图腾的旷世圣鸟。正如“诗圣”这一徽号最终独与杜甫相得益彰地结合在一起一样，凤凰也与杜甫其品性、其人生、其人格情怀契合为一，于是形成了极为深契的“鸟圣凤凰——诗圣杜甫”之同质同格同构关系。再依闻一多先生《杜甫》一文所论进而推论：凤凰是禽族里最神圣、最美丽的，杜甫是诗国里最伟大、最壮美的；凤凰是禽族里最圣洁、最美善的，杜甫是诗国里最高洁、最美善、最卓荦不凡的；凤凰是禽族里最祥瑞、最仁慈的，杜甫是诗国里最阳光、最仁厚、最悲悯的。诗圣品性即凤凰品性，诗圣情怀即凤凰情怀，诗圣人生即凤凰人生。下列三位诗人兼学者的研究心解，最能代表这方面的实绩，亦可作为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佐证。

首先，现代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先生在《杜甫》一文中对杜甫七龄咏凤有兴会淋漓、扣人心扉的描绘：

只怕很少有诗人开笔开得像我们诗人那样有重大意义。子美第一次破口歌颂的，不是什么凡物。这“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小诗人，可以说咏的就是他自己。禽族里再没有比凤凰善鸣的，诗国里也没有比杜甫更会唱的。凤凰是禽中之王，杜甫是诗中之圣，咏凤凰简直是诗人自占的预言。从此以后，他便常常以凤凰自比（《凤凰台》、《赤凤行》便是最明白的表示）。[8]

“咏凤凰简直是诗人自占的预言”，这中鹄一语，点明了杜甫七龄启蒙于凤凰这一人生宿缘，确实是很有见地和耐人寻味的。这是在揭示杜甫就是凤凰临世呢？还是说灵府乍开的小诗人以凤自许？也许两层意思都有。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乏神童自幼启梦或感灵之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又有重视和崇信启梦、感灵之说的传统与心理。如李白母亲梦太白星光柱入怀而生李白的传说，再如刘勰自言七龄而“梦彩云若锦”。对此，周勋初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说梦”之风气、社会历史政治背景以及受玄风影响而形成的托梦示意的手法等问题，以为“刘勰自言梦攀若锦之彩云，目的可能也在暗示他从小与文学即若有宿缘”。[9]而杜甫在他自为“列传”、自为“心史”的《壮游》一诗中向人们津津乐道他的“七龄咏凤”——雏凤之鸣，这与刘勰屡屡标榜自己的“七龄两梦”几无二致。当然，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那首并未流传下来的咏凤之作，何尝不是七龄杜甫鸿蒙开启、壮思兴发之际效仿屈原“《橘颂》之举”而开口高吟的“凤凰颂”？而“七龄咏凤”，又何尝不是小诗人在灵府乍开的那一刹那与圣鸟凤凰的一次精神奇遇，或与圣鸟凤凰缔结的一种“诗圣——鸟圣”之美妙宿缘呢？深入发微还可发现，这名“甫”、字“子美”的诗人，其自占“凤凰”与窃比“稷契”又多么具有神奇而相似的寓言意味！联系《史记·殷本纪》“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的记载，可知“契”这位传说中殷人的祖先，乃是简狄与帝俊交合怀孕所生，是隐喻其为“玄鸟之子”，故而推论：“契”即是凤凰，凤凰即是“契”。所以，杜甫自占“凤凰”与窃比“稷契”，其实说的应该是一个意思：我名“甫”、字“子美”的小诗人就是“稷契”那样的凤凰。

在《杜甫》一文中，作者接下来对杜甫人生诗意飞扬的叙写，俨然就是一个凤凰的传奇。他说，年轻的杜甫“像羽翮初满的雏凤，乘着灵风，踏着彩云，往蒙蒙的长空飞去。他胁下只觉得一股轻松，到处有竹食，有醴泉，他的世界是清鲜，是自由，是无垠的希望，和薛雷（雪莱）的云雀一般，他是An unbodied joy whose race is just begun。”三十五岁是杜甫凤凰人生的分水岭，此后，“风渐渐尖峭了，云渐渐恶毒了，铅铁的穹窿在他背上逼压着，太阳也不见了，他在风雨雷电中挣扎，血污的翎羽在空中缤纷地旋舞，他长号，他哀呼，唱得越急切，节奏越神奇，最后声嘶力竭，他卸下了生命，他的挫败是胜利的挫败，神圣的挫败。他死了，他在人类的记忆里永远留下了一道不可逼视的白光；他的音乐，或沈雄，或悲壮，或凄凉，或激越，永远，永远是在时间里颤动着”。[10]闻一多先生将研究杜甫“止于凤凰”，这显然是一大进步一大飞跃，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和贡献；而且，在杜甫的现代研究中，他可能还是最早确立“诗圣杜甫——鸟圣凤凰”学术命题的学者。很显然，在他笔下，杜甫与凤凰已完全相契融合、化而为一，形成了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深契与关联——诗圣品性即凤凰品性，诗圣情怀即凤凰情怀，诗圣人生即凤凰人生。

其次，再来拜读当代诗人雪潇别具匠心、气概万千的《凤凰之歌》：

君不见：凤鸣苍天兮声悠悠

君不见：凤飞九霄兮彩翮扬

君不见：无所可食兮凤徘徊

君不见：无所可饮兮凤惆怅

上击千里凤凰志啊

绝云霓啊

负雄心啊

凤凰高翔在头顶上

翅垂口噤心甚劳啊

东柯谷啊

西枝村啊

东柯西枝难依徬

凤凰落！凤凰落在那落凤的台！

凤凰落！凤凰落在那落凤的谷！

凤凰落！落下那高高的云天来！

凤凰落！落向那熊熊再生的火！

以我心啊，为竹食啊，养我凤啊！

以我血啊，为醴泉啊，养我凰啊！

上击千里凤凰志啊

绝云霓啊

负苍天啊

凤凰高翔在高天上[11]

《凤凰之歌》原本是雪潇的一个专咏凤凰的独立作品，后来作者将其移植嵌入他与孟永林合著的《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一书中，苏然一变就成了一首专咏杜甫在秦州的凤凰人生和凤凰情怀的特绝之作。诗与书珠联璧合，又与书在内容、意旨、格调及肌理脉络上吻合一致，俨如全书的纲领、题记或序诗。事实上，一部好的著作浓缩、冶炼之后，就是一句警语、一个真理；一部好的叙事文本浓缩、冶炼之后，就是一句诗、一个短章。相反，一句警语、一个真理若言说开去，就成了一部优秀著作；一句诗、一个短章如敷衍开来，就是一部好的叙事文本。《凤凰之歌》之于《秦州上空的凤凰》一书，就好像该书浓缩、冶炼之后而成的一首杜甫凤凰人生的短章；《秦州上空的凤凰》之于《凤凰之歌》一诗，又俨如该诗敷衍、还原之后而成的一部杜甫凤凰人生的传奇。显然，和闻一多先生一样，雪潇具备这样的悟性、才情和文化储备、写作才华；显然，和闻一多先生的《杜甫》一样，在雪潇关于杜甫的驰想天外、大气磅礴的诗意抒写中，同样也飞翔着一只凤凰神鸟。而更为重要的是，《凤凰之歌》是以杜甫咏凤诗作为主料，又立足自己对杜甫凤凰人生和凤凰情怀的总体感受与准确定位，同时还聚合我国凤文化中关于凤凰神话传说的多种文化基因，化合庄子、屈原、宋玉、刘桢及李白等前贤的写凤、咏凤之作的创作旨趣和精神养料，最终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化故为新而创作出来的。换言之，它既是作者对诗圣杜甫的一次诗意重读，也是对凤凰意象的一次锐意发掘与大胆创新。平心而论，雪潇的研究与闻一多先生一脉相承，但两人又各有千秋，各有建树。如果说闻一多先生《杜甫》一文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杜甫凤凰人生的“大写意”，则雪潇的《凤凰之歌》为我们成就了一曲杜甫凤凰人生的“交响乐”。我想，如果有那位大导演想要创作一部关于杜甫的影视作品的话，则其主题歌唯这首《凤凰之歌》是选。可以说，两位诗人在“诗圣杜甫——鸟圣凤凰”构想研究方面的戛戛独造，其意义已完全超越了他们作品的文学本身。

尽管如此，《凤凰之歌》只是代表了作为诗人的雪潇对杜甫凤凰人生与凤凰情怀的诗歌言说，虽然诗与书具有那种深契的关联，而后者其实更能代表作为学者的雪潇在这一方面的学术建树和研究风貌。其中的一个专题：“凤凰意象：杜甫快意风云的精神图腾”，极具识见，令人刮目。现引述其中与本文立论尤为相关的两处精辟言论。

一是在比较杜甫笔下的凤凰意象与李白笔下的凤凰意象时，他发浩荡之奇言：李白诗中也曾多次写到凤凰意象，但“凤凰意象之于李白，固然也确实地喻示着其诗歌精神——放旷的情怀、不羁的个性、高蹈的志趣等道逸之心——的一个侧面，固然也确实地表现着他济苍生、安社稷的人生使命感和海县清一、君圣臣贤的社会责任心等儒者之志，但是，李白身上的儒者之志，几乎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共性追求，不似他身上的道逸之心那么具有李白独特的个人性情。人们之所以视李白诗中大量的凤凰意象于不顾却独见其诗中的大鹏意象，原因也许就在于：大鹏意象更能够喻示李白的人生与诗歌。相比之下，凤凰意象之于杜甫的意义就要真切得多。杜甫也不是没有道逸之心，正如李白也不是没有儒者之志，然而杜甫生命的主要追求却如凤凰意象之所寄寓，杜甫诗歌的主要精神也一如凤凰意象之所象征。透过凤凰意象，我们不可能一举命中李白的诗歌精神，但是透过凤凰意象，我们却可以一举命中杜甫的诗歌精神。”[12]

二是在比较杜甫笔下的凤凰意象与李白笔下的大鹏意象时，他又吐峥嵘之高论：凤凰意象之于杜甫，无异于诗人的人生徽号与精神图腾。“如果我们以‘大鹏’这个在传说与想象的世界里与老庄的道家思想相颉颃的神鸟而为李白生命的图腾，那么，凤凰这个同样在传说与想象的世界里与孔孟的儒家思想比翼双飞的神鸟，也就是杜甫生命的图腾。如果我们稍稍放纵一下自己的想象，则李白是大鹏的化身而杜甫就是凤凰的化身。大鹏是道家思想在天上的体现，杜甫是儒家思想在人间的体现——在杜甫与凤凰之间，难道不是隐隐地有着某种图腾般的‘亲属’与‘别号’的关系么？”[13]

此外，《杜甫传》的作者、著名诗人冯至也是杜甫的隔代知音和崇拜者。他关于杜甫与凤凰的精识解道，也是极具权威性和说服力的，这对于我们了解杜甫的凤凰人生及凤凰情怀很有参考价值。比如他说过：“杜甫，这个歌颂了人间与自然界许多壮美事物的诗人，生物中除却马和鹰外，在他诗里占有重要位置的就要算想象中的凤凰了。不管作为直接歌咏的对象，或是作为比喻，提到凤凰的地方不下六七十处。”[14]再比如他运用诗人高远的文学想象力和文学呈现力，对杜甫《朱凤行》的创作过程进行的合情拟想与诗意呈现：

一天，天晴气朗，杜甫望着岳麓山想到远方的南岳，无意中背诵起建安诗人刘桢的诗：“凤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背诵到第三、第四句“岂不常勤苦，羞于黄雀群”时，心里起了一种难以调和的抵触情绪，再也背不下去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真正的凤凰绝不会羞与黄雀为群”。他立即把刘桢的诗意翻转过来，写了一首《朱凤行》。[15]

诗人毕竟比学者多了一双想象的翅膀和一颗体贴的心，冯至的这段体贴之言和想象之语，可谓直达诗圣之诗心，触及了诗圣“灵府中的秘密”，揭示了杜甫对凤凰那近乎偏嗜的心仪，杜甫与凤凰那深固不移的宿缘——有时候，也许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方能触及事物的真谛，人生的真相。这恰恰验证了闻一多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谈论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天才，谁不感觉寻常文字的无效？不，无效的还不止文字，……那超人的灵府中的秘密，他的心情，他的思路，像宇宙的谜语一样，也决不是寻常的脑筋所能猜透的。”[16]

如上所述，作为诗人又兼学者的闻一多、冯至和雪潇，第一、他们心仪杜甫，沉酣杜诗——或画像、或谱诗、或立传，将研杜解杜“止于凤凰”，这是一个很有趣且很重要的现象。这一奇特现象和这一研究共识至少说明：杜甫与凤凰已经成为中国诗学和中国凤文化中一个化合为一、深契统一的符号。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杜甫对凤文化的主动归属和杜甫对凤凰身份的强烈认同，也表明了杜甫对凤凰人生及凤凰情怀的近乎本能的选择与追求。第二，他们在构建“诗圣杜甫——鸟圣凤凰”研究课题方面都戛戛独造，各有建树。他们的这一研究无疑是杜甫研究的一大亮点，其研究成果又无疑为这一问题的深入化精细化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可谓功莫大焉。第三、三位研究者都具备才子悟性、名士风度和专家学养，当他们调动各自的文化储备和诗人的天赋灵性去观照诗圣杜甫的人生与诗歌，那距我们有上千年历史的这位伟大诗人一下子就复活了，其苦与乐、悲与喜、音容与笑貌变得真切鲜活了。读他们的文章，我们仿佛进入了杜甫生活的时代和杜诗的艺术世界，如睹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如沐其光；而且，透过他们出于“思其高曾，愿睹其景”苦衷而或为杜甫画像、或为杜甫立传、或为杜甫谱写人生交响，还让人隐隐感受到他们心仪、崇敬、瞻拜诗圣杜甫的那份无限深情、那种万丈豪情。这种别出心裁的研究思路、解读方式和言说风格值得称道和借鉴。总而言之，通过综述和发微上述三位诗人兼学者的研究与成果，笔者更加深信：诗圣杜甫既是中国凤文化孕育出的优秀产儿，同时，也是中国凤文化最杰出、最典型的代表。杜甫心仪凤凰、认同凤凰、以凤凰自许；相应地，凤凰之于杜甫，无疑是诗人的人生徽号、人格化身和精神图腾，而不仅仅是一个美的诗歌意象——在杜甫与凤凰之间，确实“隐隐地有着某种图腾般的‘亲属’与‘别号’的关系”。

是的，诗圣品性即凤凰品性，诗圣情怀即凤凰情怀，而且，诗圣人生即凤凰人生：一个凤凰的传奇、悲剧与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