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山东文学的辉煌肇端：先秦时代

第一节 缘起

作为历史概念的“先秦”，一般当泛指中国古史上的秦以前所有时期，即由上古三代——夏、商、周，再逆溯至夏以前的原始氏族社会，其时间跨度是相当漫长且渺远的。而本书则局限于文学的特定关注范畴，所说的“先秦”，只指西周春秋与东周战国时代而言（当然，春秋与东周的起迄年份在历史分期上有所重合交迭，并不相一致。具体言之，前者为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后者为公元前770年至前403年）。

这是一个社会形态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开始了从此前的夏、商奴隶制社会向以后的封建制社会的转型蜕化。西周灭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商朝的奴隶制度，但奴隶制残余仍蔓延苟存于西周一朝，尤其是奴隶劳动更广泛存在。待到春秋后期而东周战国时代，铁器大量使用，生产力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土地也开始归私家占用，井田制遭到破坏，宗族制逐渐被家族制所替代。原先残存的奴隶制遂趋于消解覆亡，封建制日益扩大发展，最终完成了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转变、社会制度的更替。[1]

伴随社会形态、制度的变革，也出现了由殷商尊神文化向周代尊礼文化的转型。周以礼乐制度治国，标志着作为主体的人的地位的上升，能主宰吉凶福祸；神则丧失掉往昔的威灵，下降到从属地位。这种转变的意义非常巨大，影响也极其深远，或强或弱，却直注以后两千余年的整个封建社会。那结果便是无论宗教多么盛行，但总也不能占据支配社会运行的主导性地位，有时甚至还被利用为统治者巩固自己政权的辅助性工具——这或许便是中西社会、中西文化异质的重要所在之一吧。因为很长时期以来，在西方国家存有政教合一或并立的现象，上帝（神）是最权威最神圣最崇高而不可置疑的，因而宗教便据有着社会的主导性地位。

春秋时期，由于经济发展、诸侯国日渐强大互争霸主，导致各种大小的兼并战争频繁发生。周天子权威则日趋衰颓，“礼崩乐坏”，从而消解掉统一的思想禁锢，人们的聪明才智、生命能量得以最大可能程度的释放，一批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纷纷涌现，活跃在复杂阔大的历史舞台上，不断创造出辉煌的业绩。他们为了维护、发展各自国家及个人的利益，也纷纷建立各自不同的学术学说与思想理论派别，竞胜争艳、光采纷耀——这便是百代之下，尤为后人歆羡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至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更加激烈残酷，起初多以百计的各诸侯小国化合总成为并峙的七雄，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得以承袭持续且进一步地高度发展。要之，所谓诸子百家，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纵横家……代表了早期封建社会文化即先秦文化的无比辉煌，它既是前所未有，也是以后历代封建社会各朝所永远不能复制、无法逾越的巅峰，由之便拥载着永恒的原创意义和经典价值——而先秦时代的山东文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和大文化背景上出现并生成的。

由于特定的时代因素与社会历史条件，先秦文化呈现出以下的两大特征：一、它既是整个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的肇端起始，为历代的各种流派、学说之渊源所自；又兀然耸成高峰，为后世垂范作则，这第一个、也是再难以企及的高潮的光辉影响，一直笼罩、作用于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二、从整体上说，先秦文化带有原生时期的浓厚的综合性——除诗歌以外，一般都不拥载后世的独立单一学科性质，而皆呈现文史哲各学科交汇浑融的形态。

先秦时期的山东文学，除了具备上述的一般性文化特征之外，还呈现出它自身的文体形式特点，即只有诗歌与散文这二种体裁，而不具备后世的辞赋、词、曲（散曲、戏曲）、小说等并存的多样化形态。

以下将分别论析之。先说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