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走向经典：《诗经》暨《齐风》《曹风》《鲁颂》

一 《诗经》的形成与体制特征

《诗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其创作时代，大约在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五百多年间，产生地域大多在黄河流域，少数间及汉江流域；它与创作年代稍后主要是战国后期产生于南方长江流域的新体诗——《楚辞》，并称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只不过《诗经》绝大部分是无主名的集体创作（唯个别诗篇为个人创作或有署名，如《国风·鄘风·载驰》，《左传·闵公二年》云：“许穆夫人赋《载驰》”；又《小雅·节南山之什》中的《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尽管这个家父、寺人孟子未留下真实姓名，但二人是作者名称却可以肯定。其他诸如《风》中的《邶风·燕燕》《卫风·氓》与《小雅·节南山之什·正月》也大致可以推定为个体的创作），而《楚辞》则为屈原、宋玉等文士个人创作并署名，以抒写自我情感意绪的完全独立的个体产品。

如果以宏观的大文化视野，将之置于世界文学史的相近时间坐标上，进行横向比较的话，那么，则有欧洲古希腊荷马时代的两部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公元前11世纪至前7世纪），稍后有巴比伦的史诗《吉加美什》，在亚洲有印度的《摩诃波罗多》与《那摩延》二部史诗（公元前10世纪）。它们都是结构宏大、情节完整、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的长篇叙事诗，融合历史事件与宗教神话为一体，而《诗经》多是篇幅相对短小、结构较为简单的抒情诗。虽然同为人类文化中的不朽典范、一种永恒的辉煌景观，但是，作为不同文化传统的起源和发祥点，它们却标志着各民族独具的类型特征。

自然，此处仅是就中国、古希腊、印度这三大不同文化类型的主流导向概括而言，不宜绝对化看待。如继荷马史诗后，诗歌这种文学样式仍然在古希腊文学中占据主导位置，且抒情诗、哲理诗、讽刺诗兼具（女诗人萨敷即写下一些杰出的抒情诗）。另者，古希腊的神话极为发达，传世盛多，成为后世欧洲文学的重要渊源之一；远不同于中国上古神话传说的支离破碎，并常被儒家历史化，从而消解、稀释了先民们的神话、宗教意识，即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文不雅训，缙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又古希腊的戏剧起源甚古老，早在公元前5世纪，已于雅典呈现一派繁盛景象，如大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创作争耀辉彩于当时舞台上，备受欢迎，也对后来的欧洲文学影响深远。而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戏剧萌芽最迟，且一直发展缓慢，直至宋元之际才得以成熟并开始形成高潮，不过，先秦散文（诸子散文、史传散文）却异常发达、成就卓著，又是同时期的其他民族所难以比并的（对此，下节再详叙）。

《诗经》，在先秦时代通称为《诗》，共计有311篇，其中6篇亡佚（有目无诗），实留存305篇，故当时又名《诗三百》，孔子、孟子皆如此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孟子》中亦称《诗》，引用高达三四十次。直到战国后期，儒学大师荀子始将之与《礼》《乐》《春秋》等典籍一起尊崇为“经”：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毕矣。（《荀子·劝学》）

秦灭后，汉文帝刘恒首先在国学中立《诗经》博士，后来经景帝刘启到武帝刘彻，共增至《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诗》均列其中。这样，从《诗》而《诗经》而被立经学博士，由官方确认，它终于完成了走向儒学经典的路程。

如前所述，《诗经》本是无主名的、经历过几个世纪漫长时间、在广阔地域流传的集体著作，那么，它是怎样形成为现在所见到的样子的呢？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简单地谈谈〈诗经〉》说：

《诗经》虽是搜集既成的作品而成的集子，但它却不是把既成的作品原样地保存下来，它无疑是经过搜集者们整理润色的。《风》《雅》《颂》的年代绵延了五六百年。《国风》所采的国家有十五国，主要虽是黄河流域，但也远及于长江流域。在这样长的年代里面，在这样宽的区域里面，而表现在诗里的变异性却很少。形式主要是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差不多一律。音韵的一律在今天都很难办到，南北东西有各地的方言，音韵有时相差很远。但在《诗经》里面却呈现着统一性，这正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的。[2]

对于《诗经》的来源采集、加工编订，历来有“献诗”、“采诗”与“删诗”之说。

先说“献诗”。公卿列士献诗于上以陈志，表述他们对于时政的评价和意见，这种现象在《诗经》本身里便有记载，如前引《小雅·节南山之什·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又《谷风之什·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又，《大雅·生民之什·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荡之什·蒸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他如《国语·周语》也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晋语》《左传·襄公十四年》等书中也都有类似记载。可见公卿士大夫献诗——无论美颂或是讥刺，在周代确实存在，而且带有较浓厚的政治实用色彩。这当是《诗经》来源的一个途径。

再说“采诗”。不同于臣下“献诗”的自发、随意性和天子的被动接受，“王官采诗”的做法则是朝廷主动派员去民间搜求歌谣，以了解为政得失、熟悉风俗民情，即《孔丛子·巡狩》所称的“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其过程大约是先派行人（或名逌人使者、轩车使者），即派往基层的官员去搜求汇集民歌风谣之类，然后将采集收汇到的歌谣一并交往太师那里，再由太师与乐工们对之继续进行加工整理，统一保存管理。《国语·鲁语下》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校”即校勘、校对，或说为“效”，即献的意思。正考父系宋国大夫，“商之名颂十二篇”即《诗经》里的《商颂》，现只存5篇了。太师为周王朝与各诸侯国中掌管音乐和乐工、并负责保存诗歌的官员——此处记载的便是“采诗”之事。

其他如《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唐孔颖达《疏》云：“王巡守见诸侯毕，乃命其方诸侯太师，是掌乐之官，各陈其国风之诗，以观其政令之善恶。”又，《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诂》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些都说明“王者采诗”本意在于广开言路、征询各方意见，知晓各地情形，以求纠偏补弊、抚慰民心，使国家保持安定形势，当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政权。所以，这是一项指向明确现实政治的、功利的做法；但是，它也兼具、包容着礼乐文化与文学上的意义，如充实乐歌以供欣赏，用以祭祀神鬼和祖先、宴飨宾客、夸耀功业、各种典礼等——是为《诗经》来源的又一个途径。

由之便可以看到，《诗经》的形成当来源于献诗、采诗及太师们的保管汇统，主要为采诗。那么，它怎样形成了305篇的文本传诸后世呢？这便牵涉到“删诗”说。司马迁首先提出孔子参与了编集删定工作。《史记·孔子世家》云：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班固也表示认同：“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汉书·艺文志》）此后，如汉王充，晋陆机、杜预，宋欧阳修、郑樵、王应麟，元马端临，近代章太炎等，不乏赞成此说者。

不过，《论语》中孔子自己却屡屡提及《诗三百》，且并无片言只字说他本人“删诗”之事，这与上说有着明显的矛盾。况且，真如司马迁之说，孔子将古诗3000多篇删存至300篇，那么，先秦古书中当载有不少逸诗，但现在所见到者却寥寥无几，不能不使人怀疑孔子曾否“删诗”。故孔颖达《毛诗正义·郑玄〈诗谱序疏〉注疏》说：

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

更重要的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叙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鲁国乐工就为他演奏十五国《风》与《雅》《颂》，而当时的名称及各部分编排次序，已与今本《诗经》大致相同（只缺《鲁颂》与《商颂》）。《左传》是信史，对照其所载之事，在周景王元年（前544），其年孔子仅是8岁孩童，自不可能删诗。清崔述《读风偶识》云：“孔子删诗，孰言之？孔子未尝自言之也，《史记》言之耳。孔子曰：‘郑声淫’，是《郑》多淫诗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止有三百，孔子未尝删也。”便持明确否定态度。

但是，《论语·子罕》又记载孔子的话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诗经》中的《雅》《颂》，既是乐曲分类名称，也是诗歌分类名称，它们大多出自贵族士大夫之手，为关系到国政大事的庙堂乐章或劝讽之制。孔子生当“礼崩乐坏”的春秋之际，偏又力持礼乐治国，潜心于“正乐”之事，并认为诗不仅与礼、乐同等重要，甚至更具教化感染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那么，孔子修订审理乐调、改正编定诗歌内容，使《诗经》最后完全成型，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当然，这不等同于“删诗”——所以，说他参与了《诗经》的整理定型，是基本符合事实的。基于此，清朱彝尊《曝书亭集·诗论》云：

孔子删诗之说，倡自司马子长，历代儒生莫敢异议。惟朱子谓：“经孔子重新整理，未见得删与不删。”又谓：“孔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叶氏（适）亦谓：“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

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亦称：

夫子曰“正乐”，必《雅》《颂》之乐各有所在，不幸岁久年湮，残缺失次，夫子从而正之，俾复旧观，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减于其际也。

当为较持平的不刊之论。倘若再退一步推测，因为《诗经》的诞生及成型，既然与孔子的生活时代有相重合处，或基本相合，便决定了两者之间必然的关系。孔子在参与其整理审定之际，在一定范围里，对个别部分作出删除，也是符合情理的事。“夫子反鲁……时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删诗，当在此时。乃何以前此言诗，皆曰‘三百’，不闻有‘三千’说耶？”（《诗经原始》）不过，这种情形即使存在，那删诗的幅度数量也必然是很有限的。

就在参与上述相关的订正编定工作同时，孔子对《诗经》还作了些评论，见于《论语》里的即达十三四处。其他如孔门弟子曾参，孔子的孙子、曾子弟子子思，也都有言论涉及，分别载于《论语》《大学》《中庸》等书。孟子更是高度重视《诗经》，《孟子》中的各种评价竟多至三四十次。除了某些具体篇章诗句的解析与义理发挥之外，他们也有对作为文学作品的《诗经》的艺术精神、美学价值的认识理解。但更主要的，则在于对《诗经》的社会作用，尤其是政治教化功能与个人修身养性的道德规范力的强调——具体问题后面再详述——所以，置却最早期产生于山东地域的作品，如《齐风》《曹风》《鲁颂》等且不论；即使从一般性的整体意义着眼，也有充分理由可以说，《诗经》是数千年山东文学的肇端和渊源，并为此后数千年的山东文学耸立起第一座辉煌顶峰，是它们师承效法、再据以发展创新的永恒典范。

以下再回到《诗经》自身的结构形式上，即它的体制——《风》《雅》《颂》的三部分编排方式与内容分类。历来对此有二种不同说法。

汉代《毛诗序》从“义”和功用的角度来理解，说：

风，风（讽）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谓王政之所由兴废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

认为《风》主要是用以讽谏、教化的作品，其目的在于影响政治风气的改善；《雅》则正言直述王政的兴亡得失；《颂》是通过歌舞赞美先王盛德，并以此告祭神明之制。而宋朱熹《诗集传序》又注重从作者到作品内容的差异来解说：

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

确实，《风》是民歌，为平民百姓用来歌咏男女婚姻恋情与风土习俗的；《雅》和《颂》多为贵族上流阶层人士所制作，不同的是，前者多为赞美或讽刺国家政事的政治抒情诗；后者系有关宗庙祭祀的乐舞歌辞。当然，上述三种分类之说也只是就主要大概方面而言，不宜绝对分割断截。实际上，《风》《雅》《颂》三者相互间也难免存在混淆兼容处，并不整齐划一。

然而，《史记·孔子世家》云：

《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颂》。

传说《韶》为舜所制之乐曲，《武》是周人颂美武王克殷的乐曲，故知《雅》《颂》也当系两种乐曲名。所以，宋李清臣断言：“夫《诗》者，古人乐曲，故可以歌，可以被于金石钟鼓之节。其声之曲折，其气之高下，诗人作之始，固已为《风》、为《小雅》、为《大雅》、为《颂》。”（朱彝尊《经义考·诗一》引）郑樵《六经奥论》更作系统分类说：

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

可知《风》是周王朝各诸侯国的地方乐歌土调；《雅》系周王朝直接统治区京畿——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和东周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阳）的乐调，即古人所谓之“中原正声”；《颂》则属宗庙内祭祀等庄严重大典礼所演唱的乐歌或舞曲，只限于周王、鲁侯、宋公的专用范围，节奏缓慢庄重——那么，这三者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而区分的了。是以清惠周惕才进一步解释：“大、小二《雅》，当以音乐别之，不以政之大小论也。如律有大、小吕。”（《诗说》）

两种说法各有道理，但因年代久远，文献湮没，也难以证实其是否。现在看来，似不应作简单化的判断，因为《诗经》的构成和分类是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况且，歌辞和乐曲本是二而一的组配互动，浑然一体才能够用来演唱，当无法做生硬剥离切分。对此，古人也早有认识：“《诗》三百篇，未有不可入乐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一）“古未有诗而不入乐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三注引全祖望说）朱熹《楚辞集注》讲得更加明彻：

《风》则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雅》则期会燕享公卿大人之作；《颂》则鬼神宗庙祭祀歌舞之乐。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节奏之异而别之也。

再结合他前面在《诗集传序》的说法，基本上也主张《诗经》的分类法兼融内容和音乐两端。所以，二者间相互渗透交融，即或对某一部分有所偏倚，也难以断然指实区划了。

这里又涉及《诗经》的“六诗”“六义”之说。

关于前者，语出《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贾公彦疏：“按《诗》上下惟有《风》《雅》《颂》，是《诗》之名也；但就三者之中，有‘比’‘赋’‘兴’，故总谓之六诗也。”而后者当系由前者衍变而来，语出《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孔颖达《毛诗正义》阐发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综融了这些看法，现代学者通常认为《风》《雅》《颂》作为不同乐歌的分类，在于内容体裁；而‘赋’‘比’‘兴’则是指《诗经》的三种不同艺术表现手法。

其实，从文学创作实践的一般规律来看，处于朦胧混沌状态中的上古先民恐怕还不具备明显独立的文学意识——况且先秦时代的大文化环境，本来就是文学、历史、哲学，乃至神话、宗教、民俗等等都呈现一种杂集综融的浑然混合状态。当在参与日常生活劳作与各种社会政治、军事、礼仪活动时，他们有所触发感受，遂于心头激荡起汹涌复杂的情绪波流、牵引出关乎现实利弊得失和历史事件的诸多深沉思考，于是乃发而为诗、抒写之于诗，以作为宣泄疏导，或者期望产生一定的实际功用。这些，更多的只是一种直觉的审美能力与本能的表现冲动，很难说已经拥载有自觉的创作方法的选择观念，明确认识到不同艺术手法的区分归纳。故而总括言之，《诗经》作者（无论个人还是集体）虽然只作出自发性的主观表达，但他们的创作实践结果却包含着最基本的类型范本，以其无比的丰富和可操作性垂范作则，为后世开辟出广阔的天地。而汉以来的历代学者给这种经验性的原生态以理性的抽象概括，进行客观的析说综述，最终建构起有关诗歌艺术的经典规则，反过来，对于后人具体的创作实践又有着指导借鉴的积极促进意义了。

但有关赋、比、兴的界说聚讼纷纭，历来颇多歧异。较早出现的是汉郑玄《毛诗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所言多从政教功用方面着眼，于其自身内涵的阐释却不够充分。之后，南朝梁钟嵘《诗品·总论》云：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从诗歌的美学价值来审视这三种表现手法的效果，即以“味”说诗，属于艺术欣赏和接受的层次；另外相对应，再具体分析它们在创作实践中的运用，指出其间若过分专注偏颇于一端则可能产生的负面效用，利也可能转化成弊病——言外深层的含意是强调要适度得当，认识它们的两面性，便很有些辩证法了，符合一般事物的普遍规律——这正是诗论家深谙三味的甘苦之谈，自不同于儒师经学家的肤廓。

直接对于这三种艺术表现手法的析论，前引《毛诗正义》较为详细，代表了唐人的一般看法：“《风》之所用，以赋、比、兴为之辞，故于《风》之下，即次赋、比、兴；然后次以《雅》《颂》，《雅》《颂》亦以赋、比、兴为之。郑（玄）以‘赋之言铺也，铺陈善恶’，则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郑司农云：‘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司农又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其后，宋人也有更为准确全面的解释。如胡寅《与李叔易书》云：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

朱熹《诗集传》谓：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参考综合诸家所说，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对于“赋”的认识趋向一致，即尚直陈——不加譬喻，不用曲附宛转而直接叙述表说。而有关“比”和“兴”的定义就可称纷纭歧异了。

相对地说，“比”也较易把握，即借比拟、譬喻的手法来表述情感志趣、写人写物，贵在含蓄包蕴。至于“兴”则繁复游移，呈现多元化指向。它的起源十分悠远，早在《诗经》产生之前的原始图腾歌舞与谣谚中已见萌芽，经过漫长的蕴酝发展，在《诗经》里才真正成熟。作为一种被大量反复使用、特别集中突出的典型艺术表现手法，它使物情交融两谐、物我互会互动，主、客观世界浑化作有机整体，由之极大地丰富、深化了诗歌的艺术境界、具有持久的审美张力。[3]从表象上看，“兴”常用于诗篇、章的开首处，将触发、牵动人的情感意绪的客观自然景物进行形象描摹，具有引动下文发端或“起情”的功用。它可以借物寓意来抒写情感志趣，也能够譬喻、象征事理，以烘托渲染场境气氛。所以，它常容易与“比”，混淆在一起，比中含兴、兴中带比，出现一种边缘处的交错互融的朦胧的清晰状态，只有主体概念部分凸显明现，故人们往往将比、兴连用并称，正是基于这种不易凿实确指的混沌特征。而“比”“兴”这二者的共同处也都在于不用直说、不正面发语去抒情状物，只是借物来侧说反说；从而连类以牵动、触引起人的想象和联想，由直觉的体验感受再进入心灵深层的体味与思索。是以它们贵在委曲含蕴，多有包藏，以不言言之，或言外见意，造成那种以少胜多的艺术境界和余味无穷的审美效果，得以避免、杜绝了浅率发露、一泻而尽的弊端。

总之，从自发到自觉，《诗经》中的赋、比、兴的三种具体表现手法，及其所标示的艺术精神、美学理想，经过历代诗论家、学者的阐释总结和诗人们的实践运用、推衍，已经形成为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具载着经典性的导引功用与规范意义——即所谓“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它不仅在诗歌创作中，并且于词、辞赋、曲、绘画等多方面文学艺术领域内被长期广泛使用，被奉崇作为圭臬，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构思的特点。[4]其实，由简单而复杂，无论走出多么遥远的历程，衍化出多少绚丽纷繁的形态，都可以说“一生百，百生千，千生万”，都是由这个基点出发。所以，《诗经》的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衣被百代，不仅笼罩、润泽着山东文学，也泽被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

二 山东先民们的集体歌唱：《齐风》与《曹风》

下面我们再接着来论析《诗经》里所产生的有关于山东地域的作品，即《国风》中的《齐风》与《曹风》。

先说《风》诗。它共有160篇，由《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的诗歌组成，总称之“十五国风”。大致说来，它们是集体创作的民间歌谣。“风”本来是乐曲的通名，如《大雅·荡之什·崧高》：“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其本义在于以风声的大小、清浊、高低来拟喻乐曲音调的种种变化。“风”又有风俗、风土的意思，因为一般说来，乐曲的内容与形式也是它的反映，《左传·成公九年》：“乐操土风，不忘旧也。”所以二者义相通，《风》便是各国的乐歌，带有浓郁地方色彩。[5]不言而喻，《齐风》《曹风》便是齐国和曹国的民歌了。

齐国的疆域在今山东省的东北部和中部。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周武王灭商后，为了巩固其新政权，在全国采取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大分封政策。大臣吕望（又称师尚父，故又名吕尚，姜姓）为武王姬发之岳父，是以“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即今山东淄博之临淄），曰齐”（《史记·周本纪》）。后胡公迁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北薄姑城），至献公仍迁都回营丘，改称临淄，这都是西周时候的事。《齐风》有诗11篇，其中东周时的作品有4篇（《南山》《敝笥》《载驱》《猗嗟》），其余的7篇创作年代不详。

不过，周王朝的大分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对于自己的姬姓兄弟和其他异姓的功臣谋士，并不等同看待，而是厚此薄彼，有所区分。同为诸侯王封地，周王室经过缜密考虑，将自然条件优越、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地方，分封给姬姓王族子弟，而相对低劣的当然是赐给异姓诸侯王了。即使居功至伟、得以首封的吕望，所得的齐地及周围地区，也是濒临渤海，“地泻卤，人民寡”（《史记·货殖列传》），为五谷不生、经济极落后的硗薄荒僻去处。故而“姬姓所封诸国，多在古黄土层，或冲积地带，就当时农业生产而论，是最好或较好之土地”[6]，并且封国最多，“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曹国便属于这其中的一个，始封之君为周武王之弟姬振铎，所治疆域在今山东省的西南部，都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至东周敬王匄三十三年（前487）为宋国所灭。《曹风》有诗4篇，其中《蜉蝣》《候人》两篇也都是东周时代所作，其余2篇的产生年代便难以考定了。

《齐风》和《曹风》总计得15篇，在全部十五国《风》的160篇中，所占数量上的相对比重并不算大，但其涵纳、表现的内容却是较为丰富的。它们大略可归属于个体生命注视与社会群体关怀这两个种类。顺便说一句，对于《诗经》各篇的主旨意趣，或“美”或“刺”的理解、阐释、发现，自汉儒以还，历经千余年的漫长封建社会乃至近现代，可谓汗牛充栋，一直绵延不断；说者纷纭聚讼，各有心得，相互间时见异同，莫衷一是。我们这里在参考借鉴前人成果的同时，首先基础于从文本出发，再结合有关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着眼于审美意象内涵，以提出自己的看法。于旧说不盲从，亦不故标新立异为自诩，只求在最大可能程度上切近原篇旨趣。当然，“诗无达诂”，诗中的审美意象有时自身便拥载了多元指向的复杂涵蕴，言不尽意，仅只是一种朦胧的清晰而已。那么，最好是首先把握住其凸显的主体，再作侧说纵说反说横说，总之须得自圆其说方可。

以下归入正题。先说前者，即注视个体生命人生的一类。

男女两性之间的婚姻恋爱关系，自有人类存在以来，便成为其最主要、最基础的生活内容的一个方面，也是其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的最大的欢乐或痛苦之一。所以，作为被密切关注的一种生命活动形式，它以其极复杂、丰富而深沉的内涵和极强大剧烈的张力，成了文学中说不尽、道不完的一个永恒的话题。“情之缠绵悱恻，令人可以生，可以死，可以哀，可以乐，则《三百篇》及‘楚骚’等皆无不然”（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二），前人早已看到这点。《齐风》的第一篇《鸡鸣》，在十五国《风》的大量关于婚姻爱情的诗作里，虽然不算突出，不很被历代说诗者称道，但它描摹叙写一对年轻夫妻晓拂床笫上的小场景，还是颇为生动且富有日常生活趣味的。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

“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

“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

汉儒认为此诗制于齐哀公时，述国君与贤妃事，或说刺齐侯。朱熹《诗集传》赞同前说且谓“美之也”（卷五）；清方玉润则主张篇中的男女主人公系大夫与其妻子，并说：“全诗纯用虚写，极回环摩荡之致，古今绝作也。”（《诗经原始》卷六）现在就文本来看，两种理解皆通，难以判断孰是孰非，实也不必过为迂执纠缠。值得注意的是，它全用对话，纯然赋体，无须比兴，不假景物的渲染烘托，便逼真形象地表现出小夫妇温馨恩爱的生活细节，和男子的贪恋妻子情爱、女子体贴丈夫事业的两种不同性格特征，初具情节故事性的轻喜剧色彩。这种男女对话成篇的结构方式不仅在《诗经》里别具一格，对后代民歌也有所影响，如汉乐府《上山采蘼芜》即可见一斑。

第三篇《著》。“著”，本指富贵人家的居处，正门内有屏风，而正门与屏风之间的地方就称作“著”。其首章云：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二章、三章字句基本上与首章相同，只是分别将“著”换成“庭”“堂”，“素”改为“青”“黄”，“琼华”更变作“琼莹”“琼英”而已。关于此诗之主旨是在“美”抑或在“刺”，各家说法不一，皆可通；但它是歌唱迎亲的——无论想望还是实见目睹——却没有疑义。诗从新妇的目光写出，空间上由远至近，只反复铺写新郎“充耳”的饰品，色彩丰富。虽也纯用赋体直笔，但却给人展开了充分想象品味的余地：由缤纷的饰品联想到新郎高贵的身份和俊美的风采，再推想到新妇对新郎的爱慕欢喜、热切期待的兴奋心情……一切都充分表露出来。“每章三句，以六、七言相次而成，每句半著虚字，余音摇曳，别具神态，有一种优游不迫之美。……前人论文有所谓‘齐气’、‘舒缓之体’，殆指此种诗而言乎？”[7]如果从中西比较文学的角度言之，与《齐风》中这首新妇赞美新郎的诗相映成趣的，还有《圣经·旧约全书》中的《雅歌》部分第四章内关于新郎新妇相爱以及互相称颂的诗篇。下面摘录其间一篇新郎称美新妇的诗，它虽然与《著》从新妇到新郎的视角恰恰相反，但那份纯真挚热的爱情却是异域异时而互通，完全一致并无二样的：

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同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尽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颈项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

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妹子，我新妇，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颈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新妇，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

《雅歌》里的这首诗在首先称赞新妇“甚美丽”后，便大量使用比喻手法，从她的眼睛，直到头发、牙齿、嘴唇、颈项、双乳……一一详细铺写，最后仍归结断言为“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遂直接表白自己的爱情。语气急迫切挚，而有异于《著》的委婉含蓄，言外见意，由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艺术风貌。另外，这首诗还让我们联想到《诗·卫风·硕人》中最被人著称的那段：“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不过，这里只是卫国人对美女（庄姜）客观的譬喻描摹，属于一种非实用功利目的的审美鉴赏；而《雅歌》里对新妇的赞美诗却是从爱人眼中看出，饱含了浓重强烈的情感色彩，其基础在于《雅歌》第八章里所说的，爱情“所发出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所以也极具主观性。再者，这首诗所提到的喻体，无论植物还是动物，都与《圣经》中上帝的创造有关，所以基督徒们才认为它们是美的；而《著》《硕人》里的喻体，则皆为先民们日常生活中时常见到或伴随使用的自然物，并不含纳任何宗教内蕴——这或许也体现出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之处吧，尽管在某些不同的意义上，它们同样被奉为经典。

第四篇《东方之日》是写男女幽会的诗：

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

一般说来，周人重礼教，对于婚姻也制定了一套严格而繁琐的固定程序与相应制度，以影响、规范殷商时期原来较为开放自由的婚恋习俗。而齐地偏处东方海滨，属于东夷族人的聚居区域，相对于中原地区，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经济文化的开发也迟缓落后，故而周王朝的统治与礼教束缚也就薄弱无力。即使受封立国后，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长足的发展，但在民间仍然较多保持了野性婚恋的旧风习，注重男女双方的情感因素和个体选择的意志权利，未受到周王朝礼教的过分扼制。此篇便是叙写一位热恋中的姑娘大胆到男方家中幽会过夜的事情，并以男子的口吻说来，字里行间，充分显露出他的喜悦满足之情。全诗只两章，虽简约明快，但内涵却甚丰富。从首句的“东方之日”到“东方之月”，既表示出时间的进程，亦兼具喻譬渲染意味，以“日”与“月”来暗示或象征姑娘的绚烂清朗。这种手法对后世颇具影响，如宋玉《神女赋》：“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曹植《美女篇》：“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颜延年《秋胡诗》：“峻节贯秋霜，明艳侔朝日。”李白《越女词》：“长干吴儿女，眉目艳星月。”等等不烦赘举。要之，此种叙写“女惑男”“男悦女”而两相径自会合交欢的婚恋诗，在《齐风》中虽仅得一见，远不及《卫风》《郑风》的数量繁多且著称于世；但就本质而言，却都同样是对人的生命情欲的尊重与个性的张扬，从而天然具载着不可剥夺、不容漠视的合理性。《国语·郑语》谓：“谢、郏之间（此为郑国中心地带，故以之指郑）……而未及周德。”《汉书·地理志》云：“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妇亦亟聚会，声色生焉。”如果借用来指称此《东方之日》诗，想来也是恰当的，因为它们皆属对“周德”或“王化”叛逆的产物。

《诗经》产生的时期（自西周王朝初到春秋中叶），经济虽较殷商旧朝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总体水准还是较为低下的。所以，除了主要的农业劳动之外，畋猎、渔业、桑织等也是先民们的重要生产活动形式，是他们的生活来源之一。《齐风》第二篇《还》、第八篇《卢令》便是对猎手的赞美诗，反映出齐地狩猎的风俗习尚，只是二者的表现手法与切入视角各异。前者是两个猎手在山间相遇，共同逐兽，而相互称扬彼此高超的本领、敏捷的动作和强健的体魄：“猎者互相称誉，诗人从旁微哂，因直述其词，不加一语，自成篇章。而齐俗急功利，喜夸诈讽，自在言外。……至其用笔之妙，则章氏潢云：‘子之还兮’，己誉人也；‘谓我儇兮’，人誉己也；‘并驱’则人己皆与能也。寥寥数语，自具分合变化之妙，猎固便捷，诗亦轻利，神乎技矣！”（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六）后者则是从旁观者眼中看出，由猎犬的铃声、项圈双环而及猎手的卷发美髯和技艺，以客观口吻赞扬他的俊美勇武，是一位英雄。还应提到的是全篇仅三章六句24字，系《诗经》里最简短的：

卢令令，其人美且仁。

卢重环，其人美且鬈。

卢重，其人美且偲。

总之，这二篇诗都以赋的手法直笔叙述式出之，格调轻利流畅，充溢了热烈愉悦的气氛，正是劳动者的本色歌唱。

而《齐风》第十一篇《猗嗟》，说诗者大多都认为所写的人物形象是鲁庄公，至于意旨是在“美”抑或在“刺”，则较为分歧。现在如果就文本所作的描摹刻画来分析，不妨认为是在赞美一位年轻人的射技高明超群，因为它“三章皆言射，极有条理，而叙法错综入妙”（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六）。先秦时代，“射”是贵族和士阶层的一项必须熟练掌握、力求精通的重要的技能——孔子教授生徒，即将之列为“六艺”之一——为隆重起见，于射箭前还要举行一番仪式，来表演各种姿势的射法，名之为“兴舞”。故而此篇中有“巧趋跄兮”“仪既成兮”“舞则选兮”的句子。正是缘由年轻的主人公箭法精良超诣，才能够“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射则贯兮，四矢反兮”，赢得诗作者的不胜钦佩。总之，全篇自形貌体态而至动作，夹叙夹议，赞叹之情表露无遗，充满了动态的刚健之美。

一般说来，原始人尚未具备明晰的时间意识，故而也无从谈及对死亡的恐惧与人命危浅的思虑痛苦。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类的生命观念也不断得以凸显、强化，相对于永恒存在的自然物，人生短暂、时光倏忽的客观现实更是剧烈地震撼着他们的心灵，遂产生所谓的“忧生之嗟”——这应是文明进化的标志之一吧。《曹风》的第一篇《蜉蝣》便深刻地表达出上述感受：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

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于我归说？

蜉蝣，又名“渠略”，是一种水生小昆虫。触角短、羽翅薄而半透明，能飞，夏季阴雨或日暮之际每常成群飞舞。它的生命极短暂，一般皆朝生夕死。由于曹国封地正当古代菏泽等两大湖泊潴积汇集之处，自然地理环境适宜蜉蝣的大量生殖聚飞。面对这种现象，诗人触物生情，联想到人的生命不永，故感而作诗。三章皆采取对比手法，以前两句描摹蜉蝣的形态，后两句抒写自我的叹喟。在传统阐释里，蜉蝣这种无知的小虫被注入了不知陋弱、浑噩自足而目光浅短的象征意义，如西晋傅咸《蜉蝣赋》：“育微微之陋质，羌采采而自修；不识晦朔，无意春秋。取足一日，尚又何求？”但诗人的思虑却是深沉切挚的，他一唱三叹，反复诉说着“心之忧矣”，苦苦追问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何处是人生的最终归宿？这里面自然也就包含了西方哲人所说的“我是什么？”“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的目的何在？”之类的原生困惑，浸润着诗人对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从而也就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拥纳有恒久的哲理与情感意义。

又，旧注多认为《蜉蝣》系讥刺曹国君臣不知国势阽危、覆亡之祸在即，而仍旧奢侈享乐，醉生梦死，并悲慨自己将无所依止，为未来的归宿担忧。如孔颖达释云：“刺奢也。昭公之国既小而迫胁于大国之间，又无治国之法以自守，好为奢侈而任用小人，国家危亡无日，君将无所依焉，故君子忧而刺之也。好奢而任用小人者，三章上两句是也；将无所依，下两句是也。三章皆刺好奢又互相见。”（《毛诗正义》卷七）此说系承《毛诗序》和郑玄而来。朱熹再进一层发挥说：“此诗盖以时人有玩细娱而忘远虑者，故以蜉蝣为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犹衣裳之楚楚可爱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忧之，而欲其于我归处耳。《（毛诗）序》以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诗集传》卷七）综合各家议论而言之，人生当季世，既忧国又复忧己身之无适，故因睹物而兴感，百端交集，莫衷一是。虽可能由某种具体现象、事件所起，但思绪的指向却是十分丰富繁杂而邈远汗漫的，所以才耐人寻味含咀，实不须定要考证凿实（如是否曹国君臣或昭公事），否则反倒失之迂执浅薄了。其实，若再放开来想，《蜉蝣》每章前两句描写它白羽华裳的美丽，而其生命却是那样的匆遽，“不能久存”，故让诗人联想到人生，深刻体悟到“美”的难得易失，遂滋生出幻灭感。“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不正是这层意思么？

现在再说后者，即对于社会群体的关怀的一类。一般说来，它们都是较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或兼具较浓重的政治色彩，关乎国家大事。

自从人类走过漫长的原始社会，随着生产工具和技能的提高，生产力有了不断发展，社会的财富经济获得大量增加，促使初级的公有制度被破坏而最终解体；随着部族兼并战争的加剧与内部分工的明确细密，开始出现、形成国家以来，就产生出贫富苦乐不均与地位不平等的问题，那么，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压迫也便成为不可避免的普遍性存在现象。对此，《诗经》中有着大量的表现、反映。《齐风》第五篇《东方未明》就描述了类似的内容，当属于农奴们和下层劳苦大众的歌唱，全诗以赋的手法出之，直笔叙写那份愤懑怨怼的情绪。前二章反复说凌晨时分（“东方未明”“东方未晞”）他们就被呼唤起来去服差役，以致摸黑慌乱中将衣服都颠倒穿错了；第三章刻画监工者的凶悍，“瞿瞿”一语活现出他那幅瞪眼怒视的骄横嘴脸。

关于第七篇《甫田》，方玉润说：“词意极浅，尽人能识，惟意旨所在，则不可知。《小序》谓‘刺襄公’，《大序》谓‘无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率皆拟议之词，非实据也。”（《诗经原始》卷六）所见甚是。诗云：

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

无田甫田，维莠桀桀。无思远人，劳心怛怛。

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

现在揣摸本意，第一、第二章前两句皆言勿要种别人之大田，莠草长得丛丛密密，可谓义兼比兴，以引出后面两句说不要再思念远人，徒然惹得心伤意烦。故高亨认为主旨是写“农家的儿子，尚未成年，竟被统治者抓去当兵派往远方。他的亲人想念他，唱出这首歌。”[8]较为合理。第三章则从他离家时尚为一总角少年，经多时睽别，悬想他现今已长大成人了；或说是经多年分离后才又得突然相见的样子，亦可通。总之，由于当时统治阶层的骄侈暴虐，下层劳动人民和农奴们或远戍他方，连年征战异乡；或须服沉重的劳役差遣，有家也长期不能归，《甫田》就是他们沉痛心声的真实表露，也是他们的怨泣呐喊。

《曹风》的第二篇《候人》，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唱出对社会不公的讥刺和怨愤之音。“候人”，为边境、道路旁迎送宾客的小吏，职位低卑。第一章将他荷戈棍而守候的辛劳与仪仗华贵、声势煊赫的过往贵族官僚作了显明对比。第二、第三这两章则兼起兴、比喻手法而有之。以鹈鹕站立在鱼梁上伸下长喙捕食鱼儿，却不湿濡嘴翅的便宜轻易，来指称那些朝贵们的不劳而得、不相称其职禄。第四章云：

荟兮蔚兮，南山朝。婉兮娈兮，季女斯饥。

“季女”，就本篇的文章结构看，当系指“候人”的小女儿，她是多么美丽可爱啊，但却一直在忍饥受饿，不能饱食。而前二句写朝云升起于南山，笼罩着郁茂繁密的草木，则可视为全诗自然背景的渲染烘衬。

上面提到过，周王朝灭商立国后，为了巩固长久的统治，除却大量分封子弟与异姓诸侯王外，还制定礼乐，也包括婚姻在内，作为固定制度来推行实施。所以，这种被充分“政治化”了的讲究地位利益对等的婚姻制度，在本质上就缺乏对人性的尊重与男女相互间的情感基础。而随着周王朝统治力量的逐渐弱化乃至衰歇，礼崩乐坏，原先以“合二姓之好”“厚别附远”等为目的的政治婚姻的约束力与威慑作用也随之被人们弃置淡漠。这首先就表现在上层诸侯贵族对礼法的蔑视背叛上面。如他们为了满足性欲，贪恋美色，便破坏“同姓不婚”的制度，公开或暗地里实行翁与媳、子与母（庶母）、兄与妹之间的性关系，充分体现出其道德伦理的败坏程度——这和上论及的《东方之日》乃至《卫风》《郑风》中所描述的，男女间以真心倾慕的真实情感为前提的野性婚恋是有着本质差异的。《齐风》之第六篇《南山》、第九篇《敝笱》、第十篇《载驱》便皆系针对齐襄公与同父异母妹子文姜通奸事所发的。有关史实见《左传·桓公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姜氏如齐，申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公会齐侯于泺，遂及姜氏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又《公羊传·庄公元年》载：“夫人谮公于齐侯，公曰：‘同（鲁庄公名）非吾子，齐侯之子也。’齐侯怒，与之饮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搚干而杀之。”

以下就此三篇分别析论之。先说《南山》诗。《毛诗序》认为是“刺襄公也”，朱熹则说是兼刺齐襄、鲁桓。如果通过诗中大量运用比譬，反复咏叹的形象以观之，当如方玉润所言：

此诗不可谓专刺一人也。……故欲言襄公之淫，则以“雄狐”起兴；欲言文姜成耦，则以冠履之双者为兴：欲言鲁桓被祸，则先以“艺麻”兴告父母以临之，“析薪”兴媒妁以鼓之，而无如鲁桓之懦而无志也，何哉？诗人之大不平也，故不觉发而为诗，亦将使千秋万世后，知有此无耻三人而已。又何暇之掩饰其辞而归咎于一哉！（《诗经原始》卷六）

《敝笱》共三章，首章云：

敝笱在梁，其鲁鲂鳏。齐子归止，其从如云。

第二、第三两章基本相同，只第二句末两字分别为“鲂”“唯唯”，第四句末两字分别为“如雨”、“如水”。它们都是以破鱼笼不能阻挡游鱼随便出入，来喻比文姜的自由往还于齐、鲁两国间，与襄公私会，诚如《毛诗序》云：“刺文姜也。齐人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淫乱，为二国患焉。”至于其史实背景，或说为桓公十八年（前694）齐鲁会盟于泺，文姜同行之齐，再与襄公重续旧欢，故诗中写其车骑随从盛况以讥讽之；或说系鲁桓公在齐国被杀后，文姜子继位为庄公，而她仍时常由鲁而齐与襄公幽会，故齐人恶而讥刺之——其实，两说孰是孰非，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首诗深刻生动地揭露出当时的最高层统治者的荒淫奢靡、凶残与无能，那份遮掩在庄严煊赫的外表背后的丑恶面目。

《载驱》的主旨基本上相同于《敝笱》，朱熹承《毛诗序》、郑玄说，认为系“齐人刺文姜乘此车而来会襄公”（《诗集传》卷五）；清人顾镇《虞东学诗》、方玉润《诗经原始》并引史实与诗义比较，结合互证，对旧释作了精到的阐发。所不同的是，于艺术手法上，《载驱》纯然赋体，只直笔铺排摹写文姜来往于鲁国大路上的富丽奢华场面和逍遥得意情状——无须再加任何主观评判语，人们的那份指斥讽刺便尽现无余了。再者，《载驱》中大量使用重叠语，如“载驱薄薄”、“四骊济济，垂辔沵沵”、“汶水汤汤，行人彭彭”、“汶水滔滔，行人儦儦”之类，不仅强化了形象刻画，而且极具节奏感，增加了气势和韵味，铿锵有致，跌宕多变，这在《齐风》和《曹风》各篇里尤为突出特见。

《曹风》第三篇《鸤鸠》云：

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鸤鸠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其带伊丝，其弁伊骐。

鸤鸠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鸤鸠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究竟此诗主题维何？歧解之多，争论之烈，头绪紊乱，不可爬梳。在《诗》三百中亦为突出之一篇。”[9]从《毛诗序》、郑玄，历唐、宋而至清代诸说者，皆议论纷纭，各自是其是而非其非，迄无定论。其实，就文本而言，诗的字面语意还是较为豁显明朗的，并不难解。全篇四章，皆以“鸤鸠”，即布谷鸟起兴，先说它哺育小鸟们（“七”为虚数，状言其多）平心无偏袒；以下三章仍接着谓布谷于桑树颠筑巢，再依次分言小鸟们在梅树、枣树、榛木上起落飞降。各章自此下皆全用直笔赋体，叙写“淑人君子”（贤明而品端德优者）仪态美好、用心专一，丝带黑皮帽，真可以为天下楷模；最后则热烈赞颂他长寿万年！近人吴闿生解释此篇旨意说：

《（毛诗）序》：“刺不壹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朱子云：“此美诗，非刺诗。”今以其次考之，于时不应有淑人君子可美之如此者，当为陈古以刺今，旧说为胜也。且“其带伊丝，其弁伊骐”，皆想象之词，与（《小雅·鱼藻之什》）《都人士》正同。末又云：“胡不万年。”欧公云：“叹其胡不万年在位，以刺今不然。”得其旨矣。《说苑》：“鸤鸠之所以养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万物者，一义也。”《列女传》：“鸤鸠以一心养其子，君子以一义养万物。”一义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谓也。皆汉经师之说。“仪”字皆读为“义”。（《诗义会通》卷一）

现在看来，吴说除个别地方，如“陈古以刺今”有些失之过为执迂以外，应大致不差。曹叔振铎为始封国之君，于政治上甚有作为；而此《鸤鸠》篇或作于曹国已衰微时，局势阽危，统治者昏庸腐朽（故有说者认为是“刺”昏君曹共公），所以曹人抚今念昔，追怀先君的贤明大德，而作诗歌颂之。至于是否含纳今昔对比，以昔“刺”今之意在内，篇中并无明确表露，故不妨两存之，不必定为凿实有或无。其实，也正因为篇意的“纯客观性”的美赞，时代背景的难以确考，故而也有说者主张为当时人作诗颂歌振铎的，那么，《鸤鸠》便属于西周前期产生的作品了。

《曹风》的第四篇《下泉》，虽然是《曹风》中唯一的有具体史实可考证者，但各家对其主旨的解说却仍然有所不同。其诗云：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忾我寤叹，念彼周京。

洌彼下泉，浸彼苞萧。忾我寤叹，念彼京周。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忾我寤叹，念彼京师。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四国有王，郇伯劳之。

《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忧而思明王贤伯也。”孔颖达据之再作了些阐释发挥，然皆认定为东周襄王郑朝晋文公定霸时所制。朱熹则主要从艺术表现方面着眼，对成诗年代说得较为含糊：“王室陵夷，而小国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而伤为比，遂兴其忾然以念周京也。”（《诗集传》卷七）姚际恒从之，“此曹人思治之诗。《（毛诗）大序》必谓共公时，无据。”（《诗经通论》卷七）不过，依据具体史事以推断此篇之作期，清陈寿祺说得更加确切：

又以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天王居于狄泉，即此诗“下泉”。郇伯即荀跞也，荀即郇国之后，去邑称荀也。称荀伯者，《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晋侯使荀跞唁公，季孙从知伯如乾侯。知伯即荀跞，荀伯犹知伯也。美荀跞而诗列《曹风》者……曹人盖有与焉。故曹人歌其事也。（《齐诗遗说考》卷七）

近人闻一多也认为《下泉》主旨系：

美晋荀跞纳敬王于成周也。昭公二十二年（前520），景王崩，太子寿先卒，王子猛立，子朝攻杀猛，晋人又攻子朝而立猛母弟丐，是为敬王。[10]

高亨亦持相同的意见：

春秋末期，周景王死，王朝贵族一派立王子猛为王，是为悼王。过了七个月悼王死，又立王子匄为王，是为敬王。另一派拥护王子朝。（猛、匄、朝都是景王的儿子）两派争夺王位，打了五年内战。晋国大夫荀跞领兵打败王子朝一派，并留下一部分晋兵帮助守卫。王子朝逃往楚国，敬王的地位才得巩固。曹国人怀念东周王朝，慨叹王朝的战乱，赞许荀跞的功劳，因作这首诗。[11]

今案，东周春秋末期，周王室的威望和实际控制力都已日趋衰微，而内讧不断，各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异常激烈，正值季世乱世、民不聊生之际。所以，此篇以冰冷的泉水淹没莠、蒿、蓍等众草起头，兼含喻譬之意，反复咏叹，以象征、暗示自己处境的艰危窘苦，继之再直言对往昔周王朝太平盛世的怀想留恋，最后又借雨润黍苗以归结到对荀伯匡乱扶正的赞颂，总束且呼应全诗，层层递进，以“累积”式的手法展现高潮。另外，以景物渲染、烘托情，借景物的描摹来引起联想、想象，以抒写情，曲中含直、先曲后直而委婉多有余味，从而造成一唱三叹、萦绕不尽的审美效果与艺术境界，也是《下泉》的成功之处，堪与《王风·黍离》等名篇比肩，只是意味不那么沉痛低绝，而是哀婉中尚蕴含着一丝期望的亮色。

综上所述论者，可以看出，作为山东地区的先民们的歌唱——《齐风》与《曹风》，在十五国《风》中所占的总体数量既已有限，仅约计十分之一的比例（全部160篇中的15篇）；就个案对照而言，亦属中、下之数，不及《郑风》的21篇、《邶风》的19篇（案，东周春秋时认为《邶风》《鄘风》《卫风》皆系卫国诗，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为之歌《邶》《鄘》《卫》，曰：‘是其《卫风》乎！’”又，《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卫北宫文子引《邶风》，却称之为“卫诗”，皆可证明。故知它们本是混合在一起的，汉儒始划分成为《邶风》19篇、《鄘风》10篇、《卫风》10篇，但也并无明确的分属准则，颇带有随意性。卫国所辖疆域约当今河北省南部及河南省北部，初封时都于朝歌，即今之河南淇县东北；后迁都楚丘，即今之河南滑县东、再迁都至帝丘，即今之河南濮阳西南。那么，卫地之诗，无论名《邶》《鄘》，抑或《卫》，都本应有39篇之多了。[12]）《唐风》的12篇。于整体艺术表现水准衡量，也趋向一般化，较缺乏精诣超绝、具载经典意义而历来为人称颂、影响久远深刻的名篇——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并非全然漠视山东先民们诗篇的独特价值与作为后来几千年地域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渊源的“文本”性重要贡献。

约略言之，《齐风》和《曹风》具载了以下的几点特征：

首先，是其内容主题的丰富性与艺术手法的多样化。

关于前者，男女异姓间的婚姻恋情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诸如隆重的迎娶亲嫁、小夫妻早晨恋床不起的温馨恩爱与青年恋人间不顾礼制约束的甜蜜幽会，都贯注着浓重热烈的情感。还有对于当时的社会基本生产方式之一——畋猎的表现，赞扬猎手的技艺高超，因为他们据此才得以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即供食用的丰厚猎物。尤其值得品味的，是先民们时间意识的觉醒，由之引发起关于人命浅危的忧虑与对最后归宿的终极关怀，并且推己及人、由个体指向国家群体，情思切挚深沉而视野廓大，由此逐渐构建起一种递进或互动的叙述模式，沉积为中国古典诗歌、当然也是几千年来山东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

在内容题旨方面，约占近半数篇幅的，是对贵族统治者的荒淫奢逸、道德败坏的揭露谴责和社会下层大众困苦窘艰处境的同情。前一点集中到讥刺齐襄公与同父异母妹文姜通奸的丑事上，而后一点则本源于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的严酷现实之上。无论一般庶民与农奴们早出暮归地为贵族统治者服繁重的差役，其幼子未成年便被派去远方戍边，久久不还，抑或下层胥吏的辛劳当差，他们都是被剥削被压迫者。但贵族官僚集团却高踞尊位，不劳无功而尽享富贵，才最使下层民众愤怨不平。另外，还有生当衰世而伤时忧乱，怀念往日太平而思治的篇章，也对后来的文学影响甚大，以致成为一个极重要的创作母题。特别是每值国势衰颓、政治窳败腐朽，或外患严重、民族命运危急之际，它便更加凸显，甚至澎湃作那一时代文学的主流，历代以降，一直绵延更续不绝；有时又与儒家的诗教理论相互结合，遂“有所为而作”，直接背负着实用性政治功利目的，使原来作为文学本质所存在的审美功用价值反倒被稀释淡化而退居次位了。

再说后者。《诗经》里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赋、比、兴，在《齐风》与《曹风》里均得到充分显示。有时只用一种赋体，直笔叙写；有时则或比或兴，或义兼比、兴且杂用赋法，错综交融，更添加一份感染力。另外，再提出其较见胜处的两点：即一是采取对话方式。无论全篇贯通，不着闲笔，或部分运用，杂入他法，都蕴含着不同程度的叙事性，使人物性格显明生动，遂开启后世法门。最成功而突出的莫过于《鸡鸣》篇了。二是借景喻情、以景传情，本来无知觉的客观性景物被赋予了浓厚的主观情绪色彩，产生并发挥出烘托气氛、渲染情调、映照环境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描写中介，它触引、牵发起读者（听众）的联想和想象，且规定着某种具体指向性与美学张力，由之通往人与事，使两端融汇、整合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境界——尽管它在这里被使用得还不够普遍，方法也较为简单，技巧不够娴熟，但却并不影响那种肇发始端的经典意义。作为一种艺术精神，乃至具体的表现范型，它在此后获得迅速而长足的进展、演变，终究成为中国（当然包括山东地区在内）古典诗歌最主要的一块奠基石。

其次，则为《齐风》与《曹风》里所涵纳的某些特具地域色彩的社会历史文化意蕴，最典型地体现于有关婚姻情恋类的诗篇上面。正如前文曾经谈及过的，新崛起的姬周王朝代替殷商而掌握全国政权后，即分封诸侯、制礼作乐，实施“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贵族等级制和以嫡长子世袭为标志的新的宗法制——即王国维所言“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13]，来保证、巩固自己的政权及经济利益，即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谷风之什·北山》）。就地域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周国原先领地在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一带，当今甘肃、陕西地区，其东部边境曾及今河南省西部；于灭商而建立统一王朝时，又将二南（周南、召南）作为中央朝廷的直接统辖地，它们约当今河南省南部（临汝、南阳）和湖北省北部（襄阳、江陵），这是与封国属地性质全然不同的行政区划。所以，综合时、地而言之，周具体体现出当时西方的礼乐文化的特征，与旧的、地处东方的殷商的尊神文化显示出鲜明的差异。这些差异并不只局限于正式的婚姻制度方面，甚至更多浸润、呈现在民间流行的婚恋情爱习俗上。

大致说来，殷商时代尊事神鬼，巫风弥漫，重用刑罚而轻视礼教。于婚恋男女关系也较为开放，具有相当的自由度与野性成分，而宗族、家庭、父母的干预因素和礼教束缚也相对为少。如被视为民族史诗的《诗·商颂·玄鸟》，开篇即歌唱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玄鸟即燕子。《毛诗注》：“玄鸟，鳦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郑玄笺：“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类似的记载，尚见于《山海经·大荒东经》《礼记·月令》《楚辞·天问》《吕氏春秋·音初》《淮南子·地形》《史记·殷本纪》等周秦及西汉的上古文献里。契系商的先祖，始建国于商（今河南商丘）。

至于《玄鸟》诗称颂的有娀氏之女简狄于春天在野外，捡拾得五色燕卵，遂吞食之而生契的奇事，不过是殷商后裔宣扬其得之于天的故神其说罢了。而实际情况应为简狄于春日外出游玩，或说洗浴于河中，或是参加郊外春祭活动时——因为这原本就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欢好的盛大节日，在《国风》的不少诗篇里都有描述——与相爱男子野合，才怀孕而生下了契。后来盘庚迁都城于殷（今河南安阳），遂改国号为殷，是以统称之殷商，即《国风》中的郑、卫之地。而桑间濮上，向来被正统儒学家斥之为“淫奔”的情诗，则也大量产生于此间。孔颖达《疏》其中的《鄘风·桑中》云：“时既如此，即政教荒散，世俗流移，淫乱成风而不可止。”便说明了殷商的野性自由婚恋旧俗，虽然在姬周新朝的礼乐制度下受到过一定程度的扼制改造，但并未被根本消除。并且随着周王朝统治势力的日趋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与“王命”政治上逐渐疏离乃至对抗的同时，它也重新抬头、回潮以至肆意张扬澎湃开来。《礼记·乐记》云：“顾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所说无疑是在指殷商遗音。“三河为天下之都会，卫都河内，郑都河南……赵邯郸故卫地，此谓河北之卫，与郑同俗也。……盖古时河北之妹邦、邯郸，河南之溱洧、曹濮，其声色薮泽乎？”（魏源《诗古微》卷九）它在引《史记·货殖列传》的“沙丘纣淫乱余民，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和“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瑟，揄长袂，蹑利屣”之类记载相印证后，也是对产生这种“情诗”的文化风俗因素背景的总结之语。

曹国领地与郑、卫相接邻，也当归于东方地域。它虽为姬姓子弟之封属，但按照一般性社会历史常规言之，作为西迁东来入主的统治族姓，他们在人口数量上不可能占多数；面对历经漫长时间沉积而凝固形成的原先的文化风习，新侵入的西方姬周“政教王化”也很难占据优势地位而产生根本性改造更易作用。反倒是随着时世移转，种姓族群的界畛在渐次消融泯灭；更因为周王朝的衰微与分裂，而在长时期的冲撞磨合间，殷商旧朝的文化基因得以复兴乃至再生，重新起到主导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东方的自由婚恋习俗基础于人性人情的平等和人的生命本能需求之上，相较于西方周礼的等级制教化仪式规范婚姻的束缚，它无疑更具载活力与强烈的诱惑性。依据闻一多的研究，《候人》篇便表述了此等内容：

《候人》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少女派人去迎接她所私恋的人，没有迎着，诗中大意如此而已。若要摹仿作《（毛诗）序》者的腔调，我们便应当说：“《候人》，刺淫女也。”（《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

古谓性的行为曰“食”，性欲未满足时之生理状态曰“饥”，既满足后曰“饱”。……《候人》篇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又曰：“季女斯饥。”寻绎诗意，“饥”谓性欲明甚。……且《诗》言鱼，多为性的象征，故男女每以鱼喻其对方。……而《候人》曰：“维鹈在梁，不濡其味。”亦寓不得鱼之意。（《诗经通义》）[14]

当然，对《候人》一诗的理解颇存歧异，众说纷纭中尚难定论，我们在前面也已另有阐述，并不同于闻说。不过，无论如何，他都给我们提供、开辟了一个新视野，其精警独到之处是不容忽略的。况且，作为对东方文化意蕴的整体阐述，在婚恋情爱这方面，如果说《曹风》尚不够典型、涉及有限的话；那么，《齐风》则作出更全面充分的展开。

周王朝建立前后，为了扩张势力，强化中央政权的统治，曾长时期不断地采用军事手段，以战争来征服四邻诸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狁）。而齐国正是东夷之属，其始封的开国君王姜尚亦为东夷人。《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尚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南朝宋裴骃《集解》引《吕氏春秋》曰：“东夷之士。”唐司马贞《索隐》引谯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后，掌四岳有功，封之于吕，子孙从其封姓，尚其后也。”尽管姬、姜两姓为累世姻亲，姜尚且为周武王姬发之岳父，封他明显具有“以夷制夷”的战略政策性意图，但齐与周朝廷不仅于东西地理上相距最遥远，并且民间大众的文化习俗与潜在的族姓心理方面也当更为疏离，这些无疑皆逾于姬姓的曹国。

《齐风》里有关婚姻恋情的诗歌，已经超过比例的半数（全部11篇中的6篇），它们程度不等地多流露出与周礼正统观念相左的倾向。像坦然歌唱女奔男偷情过夜的《东方之日》自无待言，它已丝毫不逊色于充满野性情欲味的卫、郑桑间濮上之音，所以，《毛诗序》评论说：“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现在看来，“刺”是汉儒以封建教化的有色眼镜外加上去的，不符合原诗旨意，不可听信；至于“不能以礼化”倒是说出了实情真况，因为篇中表现的那种大胆奔放的爱情追求与获得的愉悦，正本源于东方文化习俗中对于人情和人性自主自由的张扬肯定。至于《鸡鸣》篇叙丈夫贪恋床笫恩爱、耽误公干，虽然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本无足怪，但恐怕也是强调以礼节情、尊崇“政治教化”为婚姻本位的周朝婚姻体制所不能首肯推许的。

如果上举篇章所叙写者勃发出强健的生命活力与青春热情、辉耀着纯洁美丽的爱情光采，合乎人性天然，是对西方地域的周王朝尊礼文化及其相应婚姻规制的积极式破坏、违逆的话，那么，《南山》等4篇所讥讽的齐襄公私通于同父异母妹文姜之事，则显然属于一种消积意义上的背礼叛道。因为他们的行为固然也包含有弃违周礼“合二姓之好”、“厚别附远”等婚姻制度的政治功利目的实用性的一面，然而那种对色欲的赤裸裸渴求与满足，即使在东方的自由野性的婚恋情爱风习中，也是仅只停留在较原始本能的、低层次的生理性方面，而缺乏其中涵纳的另一部分更高层次的精神情感内容及对美好理想的认同。所以，它不符合人类整体文明进程中相应发展阶段的道德伦理规范，是丑陋粗鄙的。

另外，带有地域特征的社会历史文化意蕴，也体现在有关描写生产生活内容的篇章中。比较而言，周人是植根于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古老族群，主要是缘由自然的地理环境条件，他们选择了农业为最基本的生产方式——故其先祖弃（后稷）即被尊奉为农神。后来几经迁徙，终至岐山下的周原立国，因为此间土壤肥厚，尤适宜于农耕。所以，十五国《风》里，产生于这一地域的《豳风》，才会出现《七月》那样的以农事——四季的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为主题内容的、做细致铺写描述的长篇巨制，那也正是周人们对于自己生存状态的真实歌唱。而偏处东陲的齐地则大不然，它濒临海疆，人口稀少，社会经济进程相对更较原始，且土地瘠薄，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却方便渔猎，这些区域特点均一定程度地映现到民众的生活方式与风习上。故此，《齐风》里就有两篇是直接表述猎人风姿及其畋猎活动的。还有另外的一篇《猗嗟》，尽管主角人物果谁氏尚众说歧异、未能确定，但它的内容却是在盛赞他的射箭技法高超卓绝——这点也与狩猎有着紧密关联——相反，在《齐风》里却未见到以农事为主要反映对象的篇章。当然，以上也仅只就主要趋向而言之，并非说齐人无农业生产和农民，不存在农耕文化；相应地，也不意味着周地未有畋猎及相关的生产生活。

三 远古的庙堂乐歌：《鲁颂》

关于《诗经》的三个类别部分之一，与《风》《雅》并列的《颂》，系由《周颂》《鲁颂》《商颂》共同组成，故合称“三颂”。它总计为40篇，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颂”的语义本身，不外乎是颂扬、赞美的意思。第一，它原来也就是周天子与诸侯在宗庙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礼上所演唱的专用的乐歌舞曲，“朝廷郊庙乐歌之辞”；第二，对象是在位的周王、鲁侯、宋公及其先祖，内容则是为之歌功颂德。以上是能否得以入《颂》的诗篇的两个基本标准，如虽然《风》和《雅》里也有些赞美王、公侯或者他们先祖的诗篇，但因为仅只符合后一条标准，而不符合前一条标准，故而不能列入《颂》中。[15]所以，前引《诗大序》才将之定义为：“《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

《颂》在《诗经》里的产生年代较早，大略而言，《周颂》当是西周王朝初期文王、武王至成王时候的作品，《鲁颂》、《商颂》则系东周春秋中、前期的鲁国和宋国的作品。清沈德潜《说诗晬语》评论《鲁颂》之产生云：

鲁，诸侯也，安德有《颂》？至鲁有《颂》，且祀后稷以配天，非礼矣。今读《》以下四篇，皆僖公之诗，先儒谓季孙行父请于周而作《颂》，知东迁以上，鲁无《颂》也。即谓《颂》之变亦可。

不过，从总体而观之，有异于率兴而作的、甚富有抒情色彩而流传于闾巷街坊中的民间歌谣——《风》，三《颂》则全部出自贵族文士的手笔。由于经过他们的精心运思创作，因之又于艺术形式上显示出讲究章法结构的严谨对称，句式整饬有序（如四言一句者为最常见的基本范式，间或有五言、六言一句者，但罕见一、二、三、七、八等杂言错落掺入）的现象。并且，除《周颂》外，《鲁颂》《商颂》均系篇幅宏富的洋洋大制，气象肃穆严整，自具另一种闳阔板正的声势，这与二《雅》的多数篇章相类，而颇异趣于十五国《风》清新率真的民歌天然风貌。如果说，以《风》为主体的民间诗仍然属于上古先民们无主名集体歌唱的范畴的话，那么，《颂》诗则为贵族文士的有意识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开了战国后期屈原等诗人作家个体创作的先河。如果说，《风》诗（包括《小雅》里的一些民歌）更蕴含着纯文学性的审美价值取向的话，那么，《颂》诗（也可以推及二《雅》的大多数篇章）则主要拥载着社会政治、民俗、历史文化等文献意义——或许这也正是贵族文士们制作这些诗篇的本来目的所在吧。

鲁国位于今山东省的西南部，都曲阜，它是周王朝建立后分封的71国，在山东地域内与齐并列的最重要、最大的国。其开国君主为周武王之弟周公旦，他“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也与太公姜尚同为灭商立周、于新旧王朝鼎革更替过程中树功厥伟的强力人物；又因鲁为姬姓，是以在众多封国中便据有一种特殊地位。诚如朱熹所言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故赐伯禽以天子之礼乐，鲁于是乎有《颂》，以为庙乐。其后又自作诗以美其君，亦谓之《颂》。”（《诗集传》卷二○）因为有这种特殊待遇，故而鲁能够独“得郊祭文王”。不过，“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于是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史记·鲁周公世家》）。那么，它实际的开国之君便应为伯禽了。

伯禽就国后，采取的治国策略与齐颇相径庭。据史籍所载，“（姜）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汉书·地理志》）可见属于一种较为开放而因地制宜、注重实际事功和发展经济的方针——这种情形在上节谈到的《齐风》里也有侧面反映——而鲁的国策仍然体现着周王朝尊礼的文化精神，强调宗法教化的作用，重政治思想而轻生产经济：“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始封，（姜）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汉书·地理志》）总之一句话：“启以周政”（《左传·定公四年》）。

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武王灭殷商，旋即“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是有鲁；至周赧王延五十九年、楚考烈王七年（前256），楚灭鲁，迁封鲁顷公于莒（是年周亦为秦所灭，周君死），则鲁享国近800年，几与姬周王朝相始终，但是，鲁始终未得跻身于一流强国之列。只有在春秋前期，鲁国势较强，不断兼并周围的小国，如极（今鱼台西）、郜（今成武东南）、防（今金乡西北）、须句（今东平西北）、向（今莒南）、根牟（今沂水东南）、（今郯城东北）、邿（今济宁东南）等，以扩张疆域，并积极参加各诸侯国间的外交政治事务活动，力求扩大自己的影响。而《鲁颂》正是产生于这种背景下，并反映出上述的一些有关情状。

《鲁颂》四篇，其中《泮水》《宫》当制作于鲁僖公晚年之际，而《》《有》，一般论者也多认为成于僖公朝。僖公申为鲁闵公弟。闵公二年（周惠王阆十七年，前660），被庆父所杀，庄公弟季友遂立申为国君，即僖公，庆父出奔莒，遂自杀。次年（前659）为僖公元年，他在位33年，死于周襄王郑二十五年（前627）。这一段时期，正当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宋襄公、楚成王等大国之君在争雄称霸，战事持续不断；但也值鲁国力较壮盛之际，“只一败于齐，而四败宋，两败齐，一败卫、燕。直至桓公称霸前夕，鲁之国势尚甚强，不亚于齐”[16]。所以，僖公还是有所作为，如十七年（前643）出兵灭项（今河南沈丘），二十一年（前639）灭颛顼（今费县西北），二十三年（前637）伐邾得訾娄（今济宁境内），二十八年（前632）鲁与晋、齐、宋、郑、蔡、莒、卫等国于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会盟，周襄王亲至会所。因之国人作诗来颂赞他的诸多业绩，这是此前后的其他鲁国君所不曾享有到的殊荣。

《鲁颂》的第四篇《宫》，可将之当作有关姬周暨同宗姓的鲁国与僖公的史诗来看待，颇具“颂”诗的代表性。它是整部《诗经》里最长的诗篇，总计120句，分为8章，朱熹还称“第四章有脱句”（《诗集传》卷二十）。为了展示这一类型的风貌特征，故作为特例，将全诗迻录于次：

宫有侐，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植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之绪。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无贰无虞，上帝临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

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孙，庄公之子。龙旂承祀，六辔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骍牺，是飨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载尝，夏而楅衡。白牡骍刚，牺尊将将。毛胾羹，笾豆大房。万舞洋洋，孝孙有庆。俾尔炽而昌，俾尔寿而臧。保彼东方，鲁邦是常。不亏不崩，不震不腾。三寿作朋，如冈如陵。

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绶，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富，黄发台背，寿胥与试。俾尔昌而大，俾尔耆而艾；万有千岁，眉寿无有害。

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若。

天锡公纯嘏，眉寿保鲁。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鲁侯燕喜，令妻寿母。宜大夫庶士，邦国是有。既多受祉，黄发儿齿。

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松桷有舄，路寝孔硕。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

大致言之，《官》的首章一上来就先表明鲁与周王室同宗共祖的特殊关系，以自高身份；并追溯周始祖姜嫄因得到上帝祐护才生下后稷的神奇事迹，极赞后稷教民稼穑、德被天下的丰功伟绩——这些记叙可与作为西周初期史诗的《大雅·生民之什·生民》相共参比对照，只不过此处文字较为简赅概括罢了。第二章依次述写周先祖太王（古公亶父）率众民迁居岐山之南，文王与武王翦灭殷商、开基建立统一国家的大业，再归结到分封鲁侯，是为鲁之开国史。第三章则从伯禽受封之始而直注其第十九世孙僖公申，极力夸扬鲁由于是周公之后，故得到天子的殊遇——被广赐山川田土，故得受天子的殊荣——被特许使用周天子礼乐以祀天祭祖。那份洋洋自得的心绪，充溢了字里行间。至此，可谓铺垫排比已足，所以，便转到以下的第四章至最后第八章。历数鲁国的祭祀诚谨有常，得上天福膺；鲁国的兵力强盛，故以维护华夏正统、讨伐夷狄异己为责任，其势概莫能当；鲁国的疆域广袤，声威远及海隅，四方皆相率顺服，这全系僖公之功；鲁国的上下多福，普遍被及；而新庙落成，宏敞高大、富丽堂皇，万民称颂，以之归束全篇——凡此等等，“盖其体固列国之风，而所歌者，乃当时之事”（《诗集传》卷二十）。

一般地说，“颂”诗极易失之于空洞板滞，成为褒美失实的程式化官样文章，让人觉得虚伪枯燥。《宫》当然不能说就避免了这种体制类型化的先天性弊端。但是，它在艺术生也确有一定成功之处。如那洋洋巨篇的恢宏气势与严谨结构，那追本溯源、汪洋恣肆而循序递进层垒的史诗笔法和张扬意味，那上下四方、巨细无遗的描摹叙写也甚具铺排陈列之能事，加上脉络明晰、井井有条的章法与错综变化的音节、丰富多彩的辞藻字面，都颇见作者的娴熟写作技巧和典雅的审美趣味。方玉润认为《宫》对汉大赋产生了直接影响，“早开西汉扬（雄）、马（司马相如）先声，固知其非全无关系也”（《诗经原始》卷二十），当为精辟之论。

比较起《宫》，《鲁颂》第三篇《泮水》的篇幅约短小了一半（总计64句，且悉数皆为四言一句者，只有一句“淑问如皋陶”的五言者例外），但是，清牛运震却一力赞许说它“恬重和雅，《鲁颂》四篇，推此第一”（《诗志》卷八）。关于其主旨，历来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此饮于泮官而颂祷之辞也”（《诗集传》卷二十），朱熹之说固然无错，但大而化之，过于笼统简单了。倒是清儒的分析更为详细精确：

按，《通典》载：“鲁郡泗水县，泮水出焉。”“泮”为水名可证。鲁侯新作宫于其上，其水有芹、藻之属，故诗人作“颂”，因以采芹、藻为兴。谓既作泮官而淮夷攸服，言其成宫之后发祥而获吉也，故饮酒于是、献馘于是、献囚于是、献功于是。末章乃盼泮水之前有林，而林上有飞鸮集之，因托以比淮夷之献琛焉。通篇意旨如此。（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十八）

另，陈奂也称：“前四章言修泮宫之化，后四章言伐淮夷之功。（第五章）言既作泮宫，淮夷攸服，此蒙上生下之词也。”（《诗毛氏传疏》卷二十九）两说正可互为补充。总之，《泮水》就具体地点（泮官）以具体事件（征服淮夷）来歌颂鲁僖公的德政武功，是为贤君楷模，正是其主旨，而通篇内容皆围绕着这个主旨发挥，反复阐述张扬。像“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允文允武，昭假烈祖”“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之类的辞句，不是与《宫》如出一辙，甚至在赞美程度上有过之无不及吗？

虽然与《宫》的中心内容、主题性质相类近，但是，不同于它的长篇大论、一副庄重严肃的面貌，《泮水》显示出一些灵动变化的意趣，这主要是缘由其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大体宏赡，然造语却入细，叙事甚精核有致。前三章近《风》，后五章近《雅》”（孙《孙月峰先生批评诗经》卷四）。具体说来，前三章皆以“思乐泮水”为起句，详细摹写鲁僖公车驾来至泮宫的情状，人、物、景交错互映，用笔又次第有序，于反复咏唱间充分渲染出那种隆重盛大而热烈欢乐的气氛，不假比兴而纯用赋体便如闻如见，活画于眼前，自具一番胜境，颇似《召南》里的《采蘩》、《采》，而尤与《小雅·南有嘉鱼之什·采芑》篇笔法意味相似。后五章则直笔叙述事功，放言颂美政德，更拥载着“史”的风貌，其典重肃穆也与《大雅》《颂》类同，皆见一派古雅之趣。唯末章出之以鸮（猫头鹰）食桑葚的比喻手法，便平添了点曲折，扩张了一些想象联想，多了一份余味和悠然。

至于《鲁颂》的第一篇《》、第二篇《有》，则属于不作全景正对式铺张，而只就侧笔断面来表现，篇幅也相对为简短的另一种类型的“颂”诗。先说前者。它其实通篇都在写马，从马的各种形态、颜色、动作、神采、力量直到功用、德能，那背景则是“坰之野”：遥远辽阔的郊野旷地，大群的马儿可以尽情在这里驰骋奔跃、欢鸣嘶叫。全篇以整齐对称的章法句式，重叠反复的叙述描画，刻意营造出这幅气象恢宏而又充溢着蓬勃生机的长卷。而每章末尾的“思无疆，思马斯臧”，“思无期，思马斯才”，“思无，思马斯作”，“思无邪，思马斯徂”，又以唱叹有味的虚笔出之，以与前面的实写交织互映，既能开拓出人们的想象空间，又融入较浓郁的抒情色调。要之，《诗经》中虽不乏涉及到写马的佳句，但以马为主题而贯注始终、统领全篇者却唯此一例，故而将《》视作历代咏马诗之祖，兼具肇端与经典范型的双重意义，是不为无当的。如宋许《彦周诗话》云：“客言：‘李（白）、杜（甫）诗中说马如《相马经》，有能过之者乎？’仆曰：‘《毛诗》过之。’”其实，不仅李白《天马歌》，杜甫《房兵曹胡马》《高都护骢马行》等诗，早者如汉武帝刘彻《天马歌》，之后如李贺《马诗二十三首》之类，也都程度深浅不等地接受了《》的影响。

对于《》的艺术价值已是众口一词地给予褒赞，并无异议了；然而，有关其主旨意向的认定，却是歧见纷呈、莫衷一是。现在看来，朱熹“此诗言僖公牧马之盛”（《诗集传》卷二十）的判断比较符合篇中表层所表现的内容。因为，从历史背景的角度而言，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的一种主要手段为车战，那驾车的马自然便具处在关键地位了。所以，在特定意义上，马的蕃多和强壮与否便标志着国力的盛衰；故诗里虽只写马，实际上便等于颂扬僖公治理国家有方，造就了鲁的强大兴盛。至于其深层内蕴是否含纳着以养马喻育贤的意思，如方玉润《诗经原始》所言“以为喻鲁育贤之众，盖借马以比贤人君子耳”，则还不能凿实确指。尽管说诗者不妨滋生此种联想推测，而后世诗人的咏马诗里确也每每以马喻人托志，马也只是个借来明心志的中介物而已。但具体回到《》之本文，却不宜牵强附会，强加于己意。

《鲁颂》的第二篇《有》云：

有有，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乐兮！

有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饮酒。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于胥乐兮！

有有，彼乘。夙夜在公，在公载燕。自今以始，岁其有。君子有穀，诒孙子。于胥乐兮！

关于本篇的主题，朱熹说：“此燕（宴）饮而颂祷之辞也。”（《诗集传》卷二○）。它描叙了为政与宴饮的场面，展现出一派愉悦祥和气象，那衷心的美颂赞扬之情充溢在字里行间，不言自明。然而，篇中所写的对象究竟为何许人——鲁国君臣抑或只是一些贵族官员们，却也是说法不一，难得定论。不少论者依据《左传》等史籍的记载，称鲁国曾遭多年灾荒，而僖公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方始获得丰收，使民心安定，故被誉为中兴之君，此篇旨意即是歌颂僖公之德能美政的。我们认为，这种解释大约是由第三章后半部分的“自今以始，岁其有。君子有榖，诒孙子”推衍所得，但却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年年丰收以贻福子孙的祝祷之辞，原系“颂”诗泛泛的惯用语和题中应用之义，不一定就是拥载专指意向，产生于某一具体事件特定背景之上。况且，“榖”也可以释为“俸禄”，则此句意为贵族官僚们有禄位长留给子孙。[17]所以，即便是赞美鲁僖公的话，也不过是说他勤谨鞠劳于政事，且能与臣属饮宴，上下同乐，故得和谐欢乐的太平盛世。如此而已，原不必再深文周纳另求之。

不过，《有》在艺术表现上却确有独到之处。它共3章，每章皆以马起兴，借马衬托气氛以牵引出人事——这从另一个侧面恰恰印证了上篇《》之以咏马为主题的意义，即马的蕃多健壮是国势强盛、君主善政的某种象征，即“问国君之富”时，每每“数马以对”。那么，此处开篇就写马的强力肥壮（“”）也就不仅只是生理体貌性的形容，而同时涵纳着深层的社会历史内蕴了——于章法结构上则三言句与四言句交杂运用之，回环往复，特别见出节奏的错落有致。可以想象得出来，当时用它配上乐曲演唱之际的铿锵美听、宛曲多致；而在用来伴舞时，也与舞姿急促或舒曼的变化配合得融洽无间，歌舞皆相得益彰。再者，从“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到“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不仅是暗示着饮宴由聚而散的时间进程，并且扩张了空间境界，在通体饮宴歌舞的热烈氛围间忽阑入清朗疏旷意味，尤觉顿生高远隽逸之致，这是《颂》诗中所罕见的。

总结上述之种种，可以归纳说，《诗经》里的《颂》，为后世庙堂文学之始祖，而作为肇端，它的所有特点和弊病都在历代的庙堂文学中显示出来，可谓余波不绝、影响既久且深，具体言之，便是于宗庙祭天祀祖、祈福禳灾为它最基本最主要的目的。那么，现实政治功利的实用意义便远远超过、甚或是取代了其审美价值——尽管不排除在观赏时所产生的净化心灵、愉悦情感而导向崇高及自我满足的功能——因之这种类型特质就先天性地决定了“颂”诗只能是赞誉功德、一味炫耀夸饰、以雍容雅重为旨归的操作规范；而伴随俱生的，则是它内容上虚美浮夸的倾向与空洞呆滞、枯涩乏味的艺术缺陷。

作为三《颂》之一的《鲁颂》，当然也不能脱离这种文学类型的特点与弊端。如其中的《泮水》篇所写者虽然宏壮，“但考查历史，鲁僖公其实并无征服淮夷的武功。《春秋》载，僖公十年冬，与齐侯会于淮而被淮所俘，次年才放回；十三年和十六年，又两次跟齐桓公征淮，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将败仗虚美成胜仗，大加称扬，足证当时宗庙中歌功颂德之词的夸张和虚假”[18]。另一方面，由于《颂》的体制和性质的规定，往往造成千篇一面的肃穆刻板风貌，整体说来皆大同小异，难以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自然也难以见到作为自我独立艺术个性的形成基础之一端的相应地域特征。所以，与容姿各异、众美纷呈杂陈的十五国《风》相比较，《颂》诗（自然也包括《鲁颂》在内了）除却主题内容的虚饰单调之外，如上述艺术表现方面陈陈因循、缺乏鲜活清新的生命力的差距，也是它每每为后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就一定程度而言，《鲁颂》自然不会也不能全然脱离产生它的时代与地域背景，不接受其浸染。如在三《颂》乃至整个《诗经》里所独具的宏篇巨制蔚成洋洋大观，那种形式本身便充分体达出鲁国特别尊礼守制，乃至于过为拘谨冗繁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心理倾向。又如注重个人品德修养、风度，君臣上下关系和谐循序，对被统治者的感召教化，强调与姬周王室的血统和屏藩辅弼责任之类的内容陈述，也表现出鲁人尊尊亲亲、以政治礼教为立国之本的策略架构。当然，这些更多地标志着鲁国上层贵族官僚统治集团的文化精神与实用性管理机制层面的特点，不同于《齐风》和《曹风》的主要源自那个地方较普遍的社会大众风习民俗，故注重宣泄他们的心声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