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地域文学研究方法刍议

总体看来，所谓的地域文学史仍然归属于大的文学史学科范畴之内。而在中国，为文学编纂“史”的工作，可说是渊源悠远、具有古老传统的事情了。宽泛地讲，则早在1世纪后半叶即东汉初年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已经略显端倪；以后各朝代正史中的《文苑传》之类，也程度不同地带有这种性质。但较全面地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探讨其间消长演化的规律，给出恰当的价值判断，并拥载有现代意义的正式文学史著作，则出现于20世纪。自最初的林传甲、黄人的同名的《中国文学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乃至胡适《白话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陆续面世以来，接近百年的时间，各种详略有异，分别立足于各不同观念视点，以及不同时代、文体、题材、民族的文学史，竟出版千余种之多，真是洋洋大观。即便是范围较狭窄、专注于地域区界的，如《东北文学史》《山西文学史》《江苏新文学史》《江西文学史》《上海近代文学史》《福建文学发展史》《台湾文学史》《香港小说史》之类，也林林总总，不尽遍举。

一般而言，人类群体的生产生活，或者说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活动，总是要基于一定的、大小不等的地域范围之间——山原河湖的地理概念与行政区划——而它们的自然人文环境、社会历史生成条件和民风土俗的诸般差异，是不言自明的客观现象。尤其是像中国的疆域辽阔、更代复杂、文明进度不平衡，更具有典型性。对这些情况，古代的学者也早已有所认识，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

关中自衎、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在酆，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

依次论析不同的地理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经济发展、风习民俗间的关系。而这些，将会对文化学术及文学产生或隐或显、轻重不等的作用，由之形成为不同的风格面貌和各自的发展趋向。班固《汉书·地理志》又进一步论述道：

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公刘处豳，大王徙，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

后面还接着述说《诗·国风》中邶、庸、卫、郑等国之诗的题材内容、风貌特征与形成原因；以及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的风尚习气，故至汉代而成为《楚辞》的创作研究中心——这些，简直可以视作一篇上古中国的各地域文学概述了。

其他如曹丕《典论·论文》称：“徐幹时有齐气。”唐李善注：“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幹亦有斯累。”（《文选》卷五二）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实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明唐顺之《东川子诗集序》云：“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盖昔人所谓系水土之风气，而先王律之以中声者。惟其慷慨而不入于猛，柔婉而不邻于悲，斯其为中声焉已矣。若其音之出于风土之固然，则未有能相易者也。故其陈之则足以观其风，其歌之则足以贡其俗。”

总之，上述资料历代皆不乏见，以对有关文学现象作出描述，实不烦征引。迭至晚近，更有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汪国垣《近代诗派与地域》等著述，就各自角度和不同方法，试图从渊源背景、内外主客观条件、体貌特征、发展流变等方面，进行深一层的规律性探讨总结。由此可见，作为一般文学史学科之分支或子系，地域文学史的出现到成立，自具其充分合理性和科学意义。

但是，仅仅滞留在追溯地域文学史的具体操作层面上，是非常不够的，还需要它的建构程序和深度的理论把握，诸如对于地域文学史的“地域范围”的选择、界定，它所应包纳的具体内容、取舍准则，有关研究方法的分析比较，等等。如果较妥善周密地解决了这些事项，或许会规范、指导尚处于感性阶段的地域文学史的撰写工作——虽然实践与理论并不是一个“先有鸡抑或先有蛋”的循环命题，但它们两者之间互为促发推进相共增益的“双赢”关系却是毫无疑问的。

下面拟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上述问题。

首先是地域范围的确立。因为这是地域文学史的立足根本。就横向空间层面而言，它具载着多样指向、涵盖了多种概念容量。以地理自然层面的，有华北平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等等；也有基于某种相同价值观念而在部分社会群体间达成共识、约定俗成的，如黄河文化带、环渤海经济圈之类；更多的则是与文学关系密切的一些区域称谓，如江左、河朔、西北、东南、湖湘、闽赣、岭南……皆可备一说以供参考。

不过，从兼容协调“文学”与“地域”两者且方便实际运作的角度考虑，以上提到的范围界划方法，或是与文学的特定学科内涵相距遥远，作为包容外壳和承载基体实在过于牵强脆弱；或者因其较大的随意性、失之笼统庞杂而不便严谨界定。我们所需要的，却是一种既能获取历史认同，又相对稳定、大小适度的范围概念，如行政区划的“省”。在中国，作为行政管理的地域单位，而不是某封建王朝的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省”的出现已历经了七百多年的漫长岁月，而且它的区界格局也未曾经过太多的改动。有的行政区域如山东省，基本上包括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两国，也一直是山东的代称，算起来可以上溯两三千年之久了。

现在，“省”仍然是中国一级区政中的主体部分。尽管由于时间悠远、历代政权频繁更替，造成了一些行政区划的分割、合并与撤销、新置，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但一般说来，其“省”的基本地域依旧得以保存延续下来。如西周初成王分封的诸侯国晋，最强盛时的疆域据有今山西大部和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及陕西一隅，虽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但本原的山西省历来仍称晋。再如元代始置的湖广行省，周围辖境于明、清两代屡有变化，而核心一直为今湖北、湖南两省。其他像清光绪年间建省的台湾、20世纪末叶始建省的海南，在此之前早已是历史认同的一个地域概念，称台湾府、海南行政区，二者只是区政升格却并非地域变更；至于它们原先所从属的福建、广东，虽然地域被缩减，但是原作为“省”的一级区政也未曾有改变。[2]

由上述情况来看，认定“省”为地域文学史的载体或地域范围，是较为恰当适度的。

其次是涵纳内容的界定。既然撰写文学史，不言自明，便要论析以作家作品为主体的各种文学现象。如上言者，中国疆域宽广辽阔。省的区政辖境却相对窄狭有限；而作家与作品的情况却千差万别、甚为复杂。如屈原一生主要生活、仕宦在楚，很少离开，作品也产生于故土本地。而盛唐诗人却漫游之风特盛，以天下为家，王维、岑参、高适等从军远至塞外大漠绝域，有关佳制妙篇纷呈迭出，便不能以“地方作家”限之。如同为蜀人，李白十年寓家任城（今山东济宁）；苏轼曾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密州（今山东诸城），前者仅七日便去职，后地就任有二载光阴。无论当时暨离开后，他们皆不乏记叙、抒怀和回忆这段生活及当地风光土俗的诗词文章。依据诗人、作家在某处活动经历过一段时期、并留下相关作品的实际情况，即应进入该地域文学史包纳范畴的准则，这些客居的异乡人却是撰写山东文学史时不能或缺的重要内容及光辉篇章。此乃第一条。

第二条则是据诗人、作家所属籍贯而罗列于相应地域文学史视野之内的准则。如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阮籍，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沈约，昆山（今属江苏）人、梁辰鱼、顾炎武，番禺（今属广东）人、屈大均，顺德（今属广东）人、陈恭尹，各自分别在河南、浙江、江苏、广东的地域文学史中评述，当无疑义。但这种看起来整齐规范、十分简单的事情，实际操作时仍有一些隐性问题。比较突出、具载代表性的是南北分裂、划江而治的南北朝和两宋时期。如西晋“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中原士子一般无缘再涉足乡梓旧地。有的世家大族子弟，像谢灵运、谢庄、谢朓，均本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但却终生生活在江南的水软山温地；再如祖籍济南（今属山东）、后世流寓吴兴（今浙江湖州）的南宋词人周密，便从未曾践履过北方故土——其文学创作活动，也自然与籍贯所在地毫无关涉了。情况稍异的是辛弃疾，本为济南历城人，因生当金人入侵、宋室南迁的北南宋过渡期，他先在金朝谋功名未就，又参加抗金的农民军，失败后于27岁时只身渡江南去，并从此终老于江南。作为一代词家，他于故乡时未曾留下片言只字的文学作品，所有的创作皆产生于南渡之后。

纵观诗人、作家的创作活动，固然是“情瞳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陆机《文赋》），“积思游沧海，冥搜入洞天；神珠迷罔象，端玉匪雕镌”（廖融《谢翁宏以诗百篇见示》），极力驰骋想象联想力，具有无限的时空超越性。然而另一方面，也并非完全任兴随意。诚如本文首节所论及者，无论自觉不自觉，他们都要受到社会与自我、主观与客观的内外因素制约，不可能超越其生活处境和人生经历的潜在规定性。那么，其中一端，即他们存在的地域对其创作活动及终端作品的深刻影响也是绝不应被忽略掉的。换言之，我们无法脱离开特定地域——即与之相关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去孤立地研究文学。所以，地域文学史不将那些除籍贯的纯先天关系之外、与其祖籍没有任何文学因缘的作家作品置列入自己的关注视野与论析范围之内，是比较恰当、明智的做法——尽管因为失去这些“大家名家”，可能会减少乡梓文学的光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地域文学史也属一门科学性的学科，就必须遵循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学术规范。

第三条以文学作品所表现再现的内容作为地域文学史的入选取舍准则。有些作品，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由于年代久远或种种复杂原因，造成作者不明；另有些作品的作者系某籍贯地方人，但作品中所描写、涉及的山川风光、历史人文环境、社会经济现象、人物活动场所、情节发展过程等，却主要发生在别的地域区划，通体弥漫着当地浓郁厚重的乡土味与民俗风情。具体地说，前者如署名“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署名“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虽然作者的真实姓名身份，至今仍是学术界聚讼纷纭、迄无定论的疑团难题，但故事大多分别在以阳谷为重点的鲁西和以武城、章丘为重点的鲁中两个地区产生进行。后者则如元、明两代的一些“水浒”戏，尤其是世传籍贯为钱塘（今浙江杭州）或说淮安（今属江苏）人的施耐庵，所著《水浒传》，基本是以今梁山为中心的鲁西南一带。不言而喻，这些作品都是山东文学史的评述对象——须要顺便在此说明的是，这条以所表述内容为取舍准则的规定，一般仅只限于戏曲、小说等篇幅较长、容量较大的文学样式，而不扩张至诗、词、文等较短小的文体。因为如果不有所节制的话，则将会泛滥汗漫而无所终极了。

最后是研究方法和撰写形式的比较选择。从本体论角度看，地域文学史无疑归属在文学史的大范围内。关于文学史的负涵内容、建构程式、编纂方法与范型，向来就是丰富多样、不拘一格的，但其基本的决定因素在于撰写者对文学本质特征的理解、在于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观念。百年来，文学史范型已经出现过三次较大的变化，而它转变的主要动因却是由于西方文学理论的输入与日渐强化的影响、推动作用，“文学史家的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由泛杂向科学演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反思过去，“重写文学史”，又成为学术界的探讨热点和热切呼唤。[3]

然而，一般文学史的编纂方法、结构模式，对于地域文学史而言，仅只提供了相对的借鉴参考意义，却并不能亦步亦趋、按图索骥式的照搬套用。根本原因在于，虽然是一个分支学科或子系统，但地域文学史却绝非中国文学史整体建构的某一部件，或是其按照比例缩小的微型仿制品——不是的，地域文学史拥载着自己的独立发展规律和结构特点，具有很强烈、一般不重复的地域特殊性，或者说是地方特色。

这种特色或特殊性的核心，在于地域的差异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不平衡现象。从大的方面论，它包括自然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文风土等环境条件。其中，自然地理环境是原初性的、先于人类存在，而由地球地貌变化所形成决定的。它对于生产水平非常低下、文化经济极端落后困乏的上古先民们影响最大，甚至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其生产生活方式方法的取向。但是，随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与文明的进步，其他各方面的环境条件逐渐产生并持续强化，乃至形成为一种互相关联交叠、混杂融合的局面。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漫长、多经变迁演化的曲折过程。如中华民族发源并于前期主要活动在中国北方的中原地区，公元前6世纪编集的《诗经》，所收录的十五国《风》以渭河流域为起点、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基本上都是北方民歌，只不过边缘触及到长江、汉水的楚国领域。当时中原诸夏也一概视其为蛮夷，直到战国时代，仍还称楚为“南蛮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话虽含有浓厚的歧视色彩，而当时江南的广大地区，经济、文化上整体落后于中原各国，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格局历秦汉而及魏，也并无太大的改变。至西晋，因“八王之乱”、五胡闹中原而倾覆，东晋建国于建业（今江苏南京），中国第一次出现南北政权对峙、隔江分治的局面；又8世纪中叶，唐“安史之乱”对北方地区产生严重破坏作用，民生凋敝，历史却再次给江南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使之得以乘时迅速崛起，骎骎然有超迈中原的势头。像南朝的文学异常繁荣，江南文士的作品成为北朝朝野学习仿拟的楷模便是一例。

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条件，对于地域文学的发展虽有一定影响力，但却并不具备直接对应式的线形关系；而其与文学自身的内部诸因素交织重叠，表现为双重不平衡的复杂现象。除却上例举者，就文学本身而言，如有唐一代，宋之问、沈佺期、李颀、崔颢、杜甫、元结、韩翃、李贺、韩愈、王建、元稹、刘禹锡、张祐、姚合、李商隐……这一连串河南籍人的名字，先后相接或连袂并出在诗坛上，竞艳共胜，使河南文学史的唐代段辉煌无比；另在同期的山东，仅兖州人储光羲属于稍有名气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两个地域文学实不堪并论比较。即就同一个地域内，如以山东文学史论，终两宋之世，先有王禹偁、李冠，继之为李之仪、晁端礼、晁补之、晁冲之、李清照，如果再放宽我们前面所立的入选准则，改为纯以籍贯归属计的话，再加上南宋的辛弃疾、赵闻礼、周密等人。纷杂不齐，尽管或许还比不上清初的宋琬、丁耀亢、孔尚任、蒲松龄、王士禛、赵执信、曹贞吉等群星辉耀彪炳的灿烂景象，但较之孤芳独秀的唐代，也算颇不寂寞了。

于上所论述者，清晰显示出地域文学史的发展不平衡性。它只在间断性的有关历史时期内出现繁荣景象，不规则的跳跃式产生个别或批量的优秀诗人、作家，决非代代相接续而均衡分配。那些代不乏人，大批涌现的，只不过是很平庸的三流小作家，乃至不入流的“作者”罢了。他们的作品艺术性低下、缺乏审美价值与积极创新意义；虽然数量浩繁，但却没有多少社会影响作用。而文学从来都不是仅仅追求数量的多多益善，只凭量的堆积来判断其高下。“这类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不要试图“把文学古董混在古典文学里。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么顶好让它安安静静地长眠永息。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事实上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还魂续命丹；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费心用力地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死且不朽’的状态里。”[4]所以，浩如烟海、皓首穷经也难以遍览尽知的中国文化文学遗存，固然是取用不竭的一笔宝贵财富；但从另外角度看，也可能变成“包袱”。它的积极作用与负面意义其实是不断融合渗透，依附共存而互为转换、需要依据现代眼光予以重新调节整合的。

据此，下面将陈述我们对地域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有关撰写模式及范型建构的大体思路。

前面虽强调了地域文学史的特殊性，但在本质上，它既然归属在文学史学科的大范畴内，便不可能违背中国文学史发展演变的总体规律。关键问题是把握地域特殊性与一般规律的有机统一，而不是厚此薄彼、进退失据。统言之，要将地域文学置放于整体中国文学的时空大格局内进行宏观性比较、审视，并且研究不同地域间相互浸染、影响、促进的现象，由之进一步去探讨、发现地域自己的特殊发展道路与流变轨迹。

清人焦循《易余籥录》中力倡“一代有一代之胜”说，阐发元罗宗信、明袁宏道等人的“文体代兴”观念；至晚近，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也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奏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这些对中国文学“史”的纵深俯瞰，要言不烦，且暗合西方进化论观念，早已成为不刊之言。但联系到特定地域，像福建文学史则大有变化：它面海环山，地理形势封闭，上古及中古前期，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唐以前则无闽籍作家可言。曲兴起大盛于元代，但仍无闽籍文士作品传世；至于小说，除晚清魏子安《花月痕》稍佳外，其他数量并艺术水准皆不足论。所以，旧谓先秦诗、汉赋、六朝骈文、元曲、明清小说等“一代文体之盛”者，福建均无从谈起。惟独诗词大不然，西晋永嘉后、唐末五代之际，文学家、学者等多有避祸或为宦入闽者，如江淹、王僧孺、范缜、韩偓等，曾留有作品及教化治绩。两宋时福建文学骤盛勃兴，异军突起，杨亿、柳永、蔡襄、李纲、张元干、刘克庄、严羽、谢翱、郑思肖等闽籍名家相继辉映；与晚清的林则徐、林昌彝、陈宝琛、郑孝胥、陈衍、林纾等形成福建文学发展的两次高潮。再加上明代的闽中诗派，都在中国诗歌史里占有重要一席，凸现明显的地方特色。[5]

不独福建，其实各地域文学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断档”、空阙与高低潮落差现象。但文学史不同于历史文献资料的汇编，所以，不能无视诗人、作家的品位——有的甚至只是文字型“作者”，如诗、词的“作者”，还远远够不上资格称“家”——及其作品艺术性的卓优庸劣，而一概罗列排比，照单全收，由之显示撰写者爬梳抉剔、张皇幽眇的一番发掘功夫。关于此，前面已有所论述，可互相印证。

一般说来，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极端复杂的一种人类精神活动现象，虽具备多样化社会功用，但首要的、最基本的一条却是审美，这也正是它与其他学科及思想产品所异趣的最本质特征。钱钟书先生确定《宋诗选注》的“去取标准”是：

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前者号称“优孟衣冠”，一望而知，后者容易矇混，其实只是另一意义的“优孟衣冠”，所谓“如梨园演剧，装抹日异，细看多是旧人。”

并调侃地写道：“把诗人变得像个写学位论文的未来硕士博士，‘抄书当作诗’，要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列在图书馆的书里，就得先把图书馆的书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6]——除却我们坚持要求的审美功用、特质这条底线外，还更严格了些，又进一步添加上具备创造性，即“新变”的一条标准。

总结上述者来看，就地域文学史言，首先应确认自身在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的位置及相互关系，考察有关的自然人文、社会历史环境，然后以具载较重要的全局意义的大家名家为主线，联系相应相近的流派或准流派，逐步清理出不同历史时段内的文学主流走向，把握它升降消长的复杂变化及影响，进而辨识潜隐于诸文学流变现象之深层的演进发展规律，给出恰当的价值判断，以便展示地域文学中“仍然保持生命活力的那部分性质，并试图发掘出它之所以超越已经被历史的尘土所埋没的另一部分的原因之所在。”[7]或者说，我们设想的地域文学史的撰写模式、建构范型，虽仍然以作家及其作品为最基本的观照两翼和立论的“文本”，但却并不仅只局限于其本身的评析论述上，更重要的工作，则是考察他们之中所涵纳、贯注、张扬出来的特定流派意义。我们将循沿时间顺序，阐释这种“不断演进、变易、增益，由确立、否定而再肯定的发展精神，实践为继承传统、改造传统或创变求新、另建传统的流动过程，充分显示出历史的纵深感”。[8]正是通过这种“历史纵深感”，我们才得以清晰了历时久远、已经过几千上百年悠悠岁月的地域文学的流变轨迹，从那纷纭繁杂的各种现象里，较为确切、翔实、细致地把握住有关外表特征与内在含蕴，并揭示出其深层艺术精神，它的审美趣旨和风格面貌。故而从一定意义上讲，地域文学史重要的内容是地域文学流变研究。

当然，以上论述者尚属“务虚”——只是从一般情况下着眼于地域文学史纵的线索脉络的梳理，提出了由作家作品而至流程演变的撰写模式、范型建构。但进入实践运作阶段时，便很快会发现，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中国社会也变得日益开放，各不同地域之间的交流互动便日益频繁密切起来，并且愈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发达的地域，如长安、洛阳等京城及附近“王畿”地带，黄河中下游与江南沿湖海地区，交通便畅、八方辐辏，这种现象就越发明显突出。它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地域间的融合加速加剧，而原先各自独具的历史人文、民风俗尚等地方特色逐渐被削弱、泯灭乃至同化。反倒是那些自然经济地理环境比较闭塞、文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域，能够较多较好地保存着自己的地方特征和文化个性色彩。这些，也必然会影响、反映到地域文学中来，使之程度不等地丧失掉它的立足基础，即地域特点。怎样“原汁原味”地认识发现有关的文学现象，给予清晰、适度的描述与客观准确评价，也便成为地域文学研究中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