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地域文学研究实例试示
上面就地域文学研究，从“史”的纵向观照里，以“流变”为把握、剖析主线，作了一般性的探讨。下面再选择山东文学研究中的明代段，作一个具体实证性的例试演绎。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文学的发展变化自有其诸多内部规律与本身特别现象，并不完全因为某统治政权主体的更迭而随之开始或停止，它的影响更超越了一般封建王朝的兴亡盛衰。但是，从大体而言，某个文学流派或潮流的消长起落、某种文体的嬗变演化过程，与后者的存废时间多有同步性，具载着相对的稳定对应关系，所以，历来论文学者取之为标举眉目，两者连称。故我们也循此惯例，用朝代作为段落划分的基本单位，这样既简明且方便运作。
有明一代计约270余年（1368—1644），山东文学之流变进程基本与之相共始终。若以中间16世纪后部分的神宗万历朝为界，则大约分作两个时期，前盛而后衰；通过对它的宏观比照，也大致可以把握到主流的走向脉络。我们先按照诗歌（包括词）、曲（包括戏曲、散曲）、文、小说的文体创作情况考察，进而作出总体认识。如诗歌，在明代的复古运动中，“前、后七子”上下相承且总居中枢要位，历城人边贡厕身于前七子，列“弘正四杰”之一；俟此复古潮流中衰时，后七子起而振兴之，“续前七子之炎者”，风行南北，天下翕然从之，声势更浩大。临清人谢榛初时居盟长，义兼师友，历城人李攀龙更为冠首。他们均系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手笔，充分显现出齐鲁诗人的蓬勃生机。后来晚明诗文革新风潮骤起，山东诗人也与之桴鼓相应、声息相通，如李开先、于慎行、冯琦、公鼐等。王象春、邓渼则是明代山东诗坛的殿军，尤其是新城（今山东桓台）人王象春，他的一些诗论主张最终由其堂孙，清初诗坛盟主、“神韵派”领袖王士禛发扬光大而实现。又如散曲，它前此在元代已臻极致，与戏曲共同形成为一代文学的繁荣标志；明散曲承元余绪而再变化发展之，成绩亦自不凡。山东散曲家乘时兴起，存在着一条历历分明的前后承接线索，即贾仲名（或作仲明，由元入明者）→李开先→冯惟敏。可以说，这不仅是山东散曲，也同时是中国古代散曲源流嬗变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时段之一；特别是临朐人冯惟敏，承传元散曲再光大之，系明散曲史上的重镇，山东散曲的成就，十之七八应归属于他。
以上分体依次对明代山东文学做过了线性纵深式的鸟瞰俯察，然后再选择重点进行个案研究，两端之间互相对照补充，由总体概说而局部细观。像谢榛、李攀龙、冯惟敏、李开先、《水浒传》《金瓶梅》之类在山东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的流变进程中，都居于显著或关捩位置，属拥载深远影响的主流派作家作品，为之各个作出全面论析评述。如章丘（今属济南）人李开先，作为一代文学名家，善诗文而“辞简而意多，色淡而味永，其格高，其思冲，其词雅，其声中”（弭子方《李中麓闲居集跋》），颇负盛名，为“嘉靖八才子”之一；但他最卓著的是戏曲创作，时人推许说：“李开先铨部贵人，葵邱隐吏，熟誊北曲，悲传塞下之吹；间著南词，生扭吴中之拍。才原敏瞻，写冤愤而如生；志亦飞扬，赋逋囚而自畅。此词坛之飞将，曲部之美才也。”（吕天成《曲品》）其传奇《宝剑记》故事脱胎于《水浒传》，写林冲逼上梁山事，当时即擅名剧坛，具有承前启后、引领新风的典范意义，现在犹有折子戏在昆曲、京戏里演唱不衰。又如被褒赞为“第一奇书”的长篇小说《金瓶梅》，真正作者何许人？竟多达三十余种说法，如江南人屠隆、王世贞，山东人李开先、贾三近等皆是，迄今论者仍各是其是而非其非。不过无论怎样，山东是故事发生进行的主要背景地、书中大量使用鲁西方言俗语、充满着浓郁的地方风味特色，却是显著的事实。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两点：一是前此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之类，均系几百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屡经群体性的修改增删、最终才由某署名的文士写定成型；而《金瓶梅》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作家个人独立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二是上举长篇说部以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魔鬼怪的活动为主体或核心内容，一般普通人的命运多不在其关注视野之内；《金瓶梅》则大不然，它将重点移向市井细民之间，表现他们的日常生活琐事，以及现实的社会风貌、人情世态，它并不凭善讲“故事”与情节的离奇曲折取胜，而著力于成功的细节描写和生动形象地刻画人物，“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明谢肇淛《小草斋文集·金瓶梅跋》）——这些真可谓石破天惊，无怪乎郑振铎先生将之推誉为“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是一部可诧异的伟大的写实小说”。[9]
上面我们借助置线连点互为照应补充而成片的研究方法，对山东文学史的明代段作了整体式描述，并概括论析了其流变行程与主流发展走向。进一步的工作则是发现、揭示并总结它蕴含在一般文学现象中的独特地域现象及深层原因，应该说，这原本是地域文学史之所以能够成立并负载着的重要任务之一。这里举3个问题为例。
第一，从自然经济地理与历史文化、社会人文环境的角度考察归纳，可以提出“驿路文化”与明代山东文学的关系。关于“驿路”的范围界定，主要指明代山东行政区划内的重要交通孔道，共有“二纵一横”计3条。其中的二纵分为陆路与水路：陆路系指从都城北京（顺天府）到陪都南京（应天府）所连通的府州县间之驿路的山东过境部分，它大致与现今的京沪铁路线或104国道的山东段路线走向一致；水路则为京杭大运河的山东段。而一横是山东行政区划内的横向交通要道，它西起东昌府的范县（今属河南），东达登州府（今蓬莱），其中段的主要线路基本与今日之胶济铁路线重合。所谓“驿路文化”的概念，应包括静态与动态的两种类型。“静态”者，主要是上述水陆通道及两侧一定距离内的文化遗存，有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活动的积淀物。如故城遗址、崖墓石刻、庙寺宇观、山川关隘及文艺文物等。“动态”的驿路文化是静态的载负形式，两者关系密切，互相表里。若无它，静态形式难以持久存留；反之，若无静态文化积累所形成的基础，其动态形式也难以不断滋生发展。动态文化一旦获得适宜环境，随着岁月推移，便可以凝固为静态文化，仍然具有持久生命力与深刻影响作用。而在此际，它主要是以商业文化的繁荣形式表现出来：帝王封禅朝圣、官员赴选侯任、文人士子赴考游学、歌伎艺人流徙演唱、行商坐贾辐辏云集等，都是促发推进的原因；而其中，诗人、作家是最耀眼的一群。这样，除却最初担负的交通功用，“驿路”又成为输送传播与积累文化的大动脉及分布陈列带。
由此，可以大致结论说，文化沉积浅薄、欠缺的地域，一般难以出现文学繁荣的现象；而积累丰厚凝重，如齐鲁、关中、中原、吴越等地，都曾先后形成过文学繁盛局面。故作为明代山东文化之主体，驿路文化对文学的发展兴盛，便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涵蕴作用；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家，除个别者，如蒙阴人公鼐、滨州人刘效祖外，其他大多生长、分布于这一文化带。深厚的驿路文化积淀从多方面滋养充实着他们，反之，他们又促进了当时山东，乃至明代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发展，为其兴盛作出重要贡献。其他在文学作品方面，如《水浒传》《金瓶梅》都与驿路文化，主要是山东境内水上驿路——大运河因缘颇深。运河文化首先浸润着《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早在有关正史的记述及流传之初，已多次提到东平府、济宁州等山东段运河的相关地名，说明与选定故事发生地的梁山泊是渊源有自。后来，“宋江事见于街头巷语”，流传更广泛。元代现存的水浒戏有剧目30余种、剧本10个，剧作家中与东平关系密切的高文秀、康进之最著名；而东平当时是大运河东的繁华商业城市，也是大都之外的另一杂剧创作演出中心，以及运河文化的中心之一。如果说，《水浒传》的不断完善完成得益于运河文化的静态形式的话，那么，“蘸着大运河水写成的《金瓶梅》”更是其动态文化的产物，基础是当时正迅速勃兴的商业文明及新兴市民文化。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是明代山东文学中特有的地方性流派，即“济南诗派”（或称“历下诗派”）。此提法最早见于清初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朱彝尊的著述，但概念比较含糊。[10]他在山东居留有年，曾创作出一些描写山东特别是济南风物习俗的诗文。紧接着，王士禛给予明确的范畴界定与流变系统的确认，其为边贡诗集写的序中说：“不佞自束发受书，颇留意乡国文献。以为吾‘济南诗派’，大昌于华泉（边贡）、沧溟（李攀龙）二氏，而筚路蓝缕之功，又以边氏为首庸。”后来，他又于《渔洋诗话》里补充说：
“历下诗派”，始盛于弘（治）、正（德）四杰之边尚书华泉，再盛于嘉（靖）、隆（庆）七子之李观察沧溟。二公后皆式微……余刻《华泉集》，及其仲子习遗诗，又访其后裔，则墓祠久废，七世孙某，已为人家佃种矣。
大体说来，这个诗派的成员包括了边贡、李攀龙、殷士儋、许邦才、刘天民、边习、郭子坤、龚勖、华鳌等，年代先后相接，延绵长达百年之久。他们有时虽缺乏明显自觉的流派意识，未构成现代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不过，彼此间以乡邦情结为纽带，作品也多以济南本地的风俗景物为表现对象，且互相酬唱追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总体艺术倾向类近，故而基本上可以准流派视之。至于其中的边、李、殷、许等中坚成员，更超出了地域区限，广泛联系全国的文朋诗友，甚至作为盟主而领导了时代的文学潮流，这些均成为齐鲁大地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此后，又出现一批生于济南、歌咏济南的诗人，如王象春、刘敕、邢侗等，皆程度不等地接受乡前辈的滋养陶冶。从特定意义上说，“济南诗派”的余波和影响直贯注及清代，如王士禛就对其尊崇有加，自谦称“同郡后学”，或以“济南王郎”、“济南王贻上”为荣，并为他们刊刻作品，极尽光大张扬之事。总之，这个诗派的流风余韵泽惠及清代的济南，乃至山东诗人者甚多。
第三，是明代山东文学史上的族群作家蜂拥纷起、竞胜争艳的特殊现象。一批渊源久长、文化底蕴深厚、文学气氛浓郁的大家族内，诗人、作家以兄弟而父子、祖孙并出或世继，像繁星般熠熠闪耀在明代文坛上，成为前此所罕见的盛景。如临朐冯氏的一父四子共称“五先生”并远及重孙犹著名于世，蒙阴公氏的“五世进士”后有子犹能文事，东阿于氏的一父三子、新城王氏的三兄弟都有诗文集或合集流传，临邑邢氏兄善属文而妹兼擅丹青艺事，掖县赵氏一父四子、宿氏一父三子皆以诗文集为时人推重，峄县贾氏兄弟们多才华流溢、烨然有名声，章丘袁氏兄弟善诗词、故得与乡贤李开先交游唱和，等等不烦赘举。这其中的佼佼者，像冯惟敏、冯惟讷、冯琦、公鼐、于慎行、王象春、邢侗、赵士喆、宿凤翥、贾三近诸人，尽管相互的创作成绩，比较之下尚参差不等，但他们为建构明代乃至山东的文学大厦共同作出了贡献，是应充分肯定的，而且更是地域文学史的研究、撰写中所不能忽略的亮点。
诗人、作家们的出现以及其成长发展之路，受到他自身与外部、主观和客观条件等诸多方面的制约影响，有关文学创作过程更是一种极为复杂微妙的精神活动。通过族群作家现象和“驿路文化”与作家作品的关系的论述，于其相互印证间，或许可以再次说明地域的社会经济、历史人文环境因素所具载的重要促发推进意义。广而言之，这也是一条从地域到全国、由个别而一般的普遍规律。[11]
[1] 丹纳著：《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页。并参见该书第一编第一章。
[2] 参见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 参见董乃斌：《论文学史范型的新变——兼评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
[4] 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页。
[5] 参见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 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7] 参见乔力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主流》丛书之《总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 钱鸿瑛、乔力、程郁缀：《唐宋词：本体意识的高扬与深化》，《中国古代文学主流》丛书第5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9]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4册，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10] 参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六，《明诗综》卷六三。
[11] 此处关于明代山东文学的论述，多借鉴王承丹博士未发表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