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福音主义：低教会派的信念与改革策略
福音派（Evangelical）字面意义是“从属于福音书”（of the gospel）。福音运动的方针乃是通过重建信仰标准和道德标准来复兴教会的声望，其纲领和依据取自《圣经新约》的四福音书，为英国国教和非国教信徒共同认可，因此，福音派并不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分支，而是多个新教教派成员组成的混合队伍；福音运动也并不局限于英国国教内部，而是一场追求统一思想、重振活力的跨教派运动。福音运动从18世纪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许多观念因时而变，但也有一些不变的理念和特征，使福音主义成为一种有沿革规律可循的宗教传统。[17]
简而言之，福音派强调四个方面的信念：第一，归正（conversionism），即相信人类因原罪有堕落的天性，个人要获得拯救，教阶制度和宗教仪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的归正——一个人必须要有生命必须被改变的意念和决心；第二，行动主义（activism），即信徒务必通过情感和想象领会福音书的精髓，用行动传播福音，引导更多的人走上归正和得救的道路；第三，圣经至上（biblicism），即福音派信徒坚信圣经拥有至高的权威，坚信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准确无误、真实可靠的记载，是一个提供真理的权威文本，信徒不仅要为圣经的无误性辩护，其个人的宗教生活和道德生活也必须以此为依归、为指导；第四，十字架中心主义（crucicentrism），即福音派强调基督死于十字架上，是牺牲自己，使人类得救。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观念特质可以看出，福音主义并不是一套新的神学体系。它重视宗教生活中的个人体验和实践，轻视纸面上的教义论辩和探索，认为后者制造分裂和离间的作用远大于提升灵性的益处，这显然是英国宗教改革和新教精神的延续；与此同时，福音主义身上有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留下的人文主义、经验主义和乐观主义烙印（虽然它同时也有极力抵制启蒙运动怀疑论和无神论的一面），有同时代欧陆新教实践和英国高教会派的影响，因此，相对于一贯偏中庸和保守的英国新教传统，它又有突破之处。
福音主义的突破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福音派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务实精神。这一突破，一方面来自路德神学对福音运动领导人查尔斯·卫斯理和约翰·卫斯理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中欧地区反宗教改革的势力占据上风，新教的宗教活动受到各种监控和限制，欧陆新教徒出于对未来的担忧和焦虑，愿意接受更灵活、更新的活动方式和方法，这对英国福音运动也产生了启发作用。由此，卫斯理兄弟领导的福音运动既汲取了路德宗的虔敬主义——信徒必须悔罪求得新生、必须将信仰诉诸实践和团契，又吸纳了欧陆摩拉维亚派的经验主义宗教观——真正的宗教是经验问题而不是沉思冥想。卫斯理兄弟和怀特菲尔德创建孤儿院、豪厄尔·哈里斯建立基督教团体，可以说是踩着欧洲新教前辈的足迹在行动。
福音主义超越英国新教保守传统的第二个方面，在于福音派受高教会派[18]的影响，接受了“原始基督教”的理念和实践；也就是说，他们追随基督教理念不是依据任何神学理论体系，而是通过模仿早期基督教信徒们以基督为楷模的生活方式来实现。他们集结在一起，对内心灵性进行自我检讨和反省，在指导下做祷告，举行圣餐仪式和斋戒以寻求精神上的圣洁等。他们每周集会，由牧师严加督导，从而防止信徒们对神学教理产生分歧或对教会管理制度产生论争，确保福音派信徒“与英国国教关系紧密”。福音派强调信念与行动一致，重视团体活动和团体精神，对年轻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格外巨大。18世纪福音运动领袖之一约翰·卫斯理组织和指导青年们阅读、灵修、参与各种社会慈善和公益活动，着重通过介入社会的善行来滋养他们的心灵，这使他的宗教社团得到了“神圣俱乐部”的绰号。
福音派的第三个异于英国新教传统的特征是重视传教活动。福音运动兴起之前，新教的传教热情和成果一直不如罗马天主教。16—17世纪的新教神学家极少提倡将福音传播到基督教世界以外。18世纪的清教神学代表乔纳森·爱德华兹仍然相信上帝拯救的恩典仅仅授给了一个民族，而不包括其他人。福音派的“行动主义”原则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福音派信徒在海外开展传教活动，精力充沛，乐此不疲，这几乎成为了辨识他们身份的名片。
福音派的宗教实践之所以有这三大突破，教会史学家贝宾顿认为，其动力来自福音派教徒拥有“得救确据”（Assurance），而这是高教会和清教都未能真正解决的问题。一名基督徒凭什么确信自己得救而毫无疑虑、毫无动摇？加尔文宗清教徒相信前定论，基督徒是否获得救恩完全由上帝事先决定，个人一生的言行不能改变此决定。这是信徒不能确定自己得救与否的一条理由。高教会信徒通过自律和个人的奉献追求成圣，也难免会对得救的可能产生怀疑。而福音主义的问题解决方案很简单：得救确据与其说如加尔文所言是基督徒信念的内在本质，不如说它是一份因信念而来的礼物。只要基督徒虔心归正，他就会得到这份礼物，也就是说，得救确据是每个基督信徒普遍拥有的东西。[19]
福音运动对英国新教传统的继承和突破，以及由此反映的福音派对得救的坚定信心，可以解释他们在性格气质上、行动风格上与其他英国新教徒的相似处和迥异之处。
正如神学家亨利·韦恩指出的，福音派教士与其他教士的区别，“不在于他们对教义的系统性陈述上，而在于他们对基督教体系特定部分的特别强调上，在于他们将基督教教义运用于心灵修养和行动上的关键做法”[20]。由此，福音派也自称是“心灵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heart）。福音派对于个人体会和经验的倚重，决定了他们重视想象、热情和情感，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与自由派新教徒重视理解、宽容同时显得中立冷漠的理性主义精神有很大的差异。
福音派强调个人的全情投入和虔信，在道德品行上提出了严格自律的要求，这是他们优于自由、懒散的自由派新教徒的一面；但另一面，他们自我意识强烈，总是以真理在握者自居，因而，他们对异己力量的不宽容迥异于自由派信徒，更接近于16—17世纪的清教前辈。
就宗教信条而言，归正、圣经至上和十字架赎罪观是福音派原封不动从清教思想继承而来，因而福音派的虔敬和严格自律的伦理意识也与清教前辈一脉相通。福音派与他们的清教前辈一样生活方式严格刻板，对于娱乐活动非常谨慎，对于某些可能导致精神堕落的娱乐方式深恶痛绝，日常生活离不开圣经，然而，福音派绝非简单地复兴清教思想，它与后者的精神气质和理想追求大不一样。
16—17世纪的英国清教徒把神学和政治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他们一面不知疲倦地撰写神学论文，就教义教理发表立场鲜明的阐述和论辩，立场鲜明、虔诚激进，一面热衷于参加政治活动，发表政论，愿意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而福音派信徒对于投身政治辩论和神学撰述的热情都不高。他们在神学和政治问题上立场温和、中庸、务实，倾向于将信念诉诸行动，更认同通过合乎教义和道德的生活方式来完善自我、完善社会，实现理想。
清教徒阴郁而严厉，不苟言笑，对国教使用的礼拜书、祈祷仪式、仪式服饰、教阶制度通通怀有不满，故而常常与王权和国家教会处于敌对关系。福音派则认为礼拜仪式、神职人员的仪表外观、教阶制度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乐于接受各种宗教活动形式、装饰和法规。他们通常乐观、积极进取、入世，热心于各种公共事务和社会事业，拥护国家政权和教权的统一。由于在得救问题上高度自信，他们总是敢于为那些受打压的事业说话，敢于支持政治上、社会上的底层人或边缘人而无所畏惧，同时把社会压力乃至社会排挤、迫害视为对自身圣洁性的证明和考验。福音派同时推重虔敬和忠诚，从不站在国家和国教的对立面，哪怕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遭受迫害，他们也决不敌视国家和教会。
福音运动的火苗首先在英国中下层的劳动群体中点燃，慢慢向上传导到中产阶级乃至上流社会，在1789—1850年达到鼎盛，从而使福音主义成为主导19世纪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前期到中期的精神主潮。福音主义立足于个人的内心生活，相信个人的能动性能传导至整个社会，从而能够重整国家教会的面貌。福音主义的出发点在圣经，着力区域在世俗生活方式，因此，事实上，它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领域。福音主义从一种宗教意识形态扩展为社会意识形态，主导英国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今天称之为“维多利亚精神”（Victorianism）的政治立场、社会价值、文学观念、艺术态度，主体实际上源自福音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福音派之外，还有一支以牛津大学为基地的教会高级知识分子队伍立志拯救国教教会。他们对英国国教教会的病症做出了自己的诊断，开出了不同的药方。他们领导的挽救运动，史称牛津运动，他们也被称作高教会派（High Church）。
英国圣公会何以会腐败？福音派认为，随着时代变化，个人的信仰生活日益重要，国教教会垄断宗教权威、世俗特权，只会走向腐败和没落，因此，唯有把权威还给圣经，鼓励个人从圣经中汲取得救的信念，引导个人直面社会现实、积极参与社会革新和建设，才是正确的出路。而牛津派的观念正相反，他们相信教会病了是因为时代病了，时代弊病的历史根源是16世纪的英国宗教改革。其一，因为宗教改革，新教抛弃教皇权威，新教教会才会丧失对整个国家的精神监护权，沦为国家的一个行政部门，任由议会摆布。其二，正是由于新教提升个人解读圣经的地位，鼓励人们发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妄加判断，这才导致教众分裂、教派林立、教会衰落。其三，天主教用来传布信仰神圣性的仪式、象征和圣礼，新教将他们统统废弃，这大大降低了英国宗教生活的神圣品质，使教会在世俗势力面前日益衰微，最终无力自我防卫和自我辩护。牛津运动始于1833年7月14日牛津大学钦定神学讲座教授约翰·基布尔所做的布道《举国叛教》（National Apostasy）。该布道的主题是抗议辉格党改革派政府对教会事务的干预，抵制世俗力量对教会神圣权力的威胁和蚕食。
福音运动和低教会派、牛津运动和高教会派，两者均旨在复兴英国国民的宗教热情，重振国教教会的权威和地位。福音派认为，教会改革必须从收缴教堂维护费、消除圣职裙带关系、取消身兼多职和挂名职务、解决买卖圣职等基层实际问题抓起，从下层社会动员起。牛津派则认为，教会改革与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没有关系，当务之急一是呼吁人们反对“叛教”的政府，捍卫国教教会的威权；二是进行思想辩论和文化斗争，在信仰上回归传统、重建统一。[21]
如果说福音运动和低教会派认识到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潮流不可阻挡，国教教会必须顺应现实，接受与非国教教会共存，致力于以英国国教教会为起点、推动由教会内部向整个社会辐射的全方位改革运动，那么，牛津运动和高教会派则是竭力往回看、求教于过去，力图从历史深处寻找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强调教会组织的历史基础，号召人们回归传统信仰，试图逆转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浪潮，恢复英国国教教会无与匹敌、莫可争锋的权威地位。
1845年，牛津运动的精神领袖约翰·亨利·纽曼退出英国国教，皈依罗马天主教，标志着牛津运动的结束。
[1] Kitson Clark，The Making of Victorian England，London：Routledge，1962，p.20.
[2] 18世纪的福音派运动领导人物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自称是“属于一部经书的人”（a man of one book）。历史学家提摩西·拉尔森借用此语作为标题，撰写了一部研究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的宗教生活的专著《属于一部经书的民族：圣经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民众》（Timothy Larsen，A People of One Book：Bible and the Victoria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3] William Gibson，The Church of England 1688-1832：Unity and Accor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5.
[4] The Elizabethan Settlement，字面上译为“伊丽莎白的解决方案”，指的《至尊法令》《划一法》与新的《公祷书》的颁布与实施。1559年，第一届议会通过《至尊法令》和《划一法》，并颁布新的《公祷书》。《至尊法令》旨在扫除玛丽女王留下的天主教政治势力，涤荡罗马教廷插手干涉英国内政的阴影。该法令重申亨利八世《至尊法案》的精神，否定教皇在英国的宗教及司法管辖权，既禁止教会向教皇缴纳税费，也禁止向教皇上诉求助，规定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是信仰世界和世俗世界的最高长官，从而断绝了英国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的联系，再次将英国教权置于王权控制之下。《划一法》则是将克兰默编写的《祈祷书》加以修改重新使用，规定任何人如不按照《公祷书》的规定做祈祷或对相关仪式进行破坏，将被施以从剥夺神职到终身监禁不等的处罚。新的《公祷书》删除了旧书中反对教皇的祷文，新法令在有关祷告仪式、服饰和器具、教阶职务设置的条款上与天主教接近，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天主教徒的敌意。伊丽莎白一世施行的宗教和解政策旨在建立一个基础最为广泛的英国教会，以维护国家的稳定。
[5] William Gibson，The Church of England 1688-1832：Unity and Accord，p.28.
[6] 胡克的《教会法》特别强调人类理性的权威，同时又认为理性来自神的智慧向“自然的光荣功绩”观察者发出的启示——这是胡克的神学体系最关键的前提。根据教会史学家科尔比的研究，胡克对自然神学和启示神学之间张力的精心阐述，对于英国加尔文派、阿明尼乌派（反加尔文派）、剑桥柏拉图主义者、自由派、自然神论者均有影响；在胡克死后，每一代神学家都会回到胡克的《教会法》，把它当作反映英国国教教义和方法的第一原则之镜，这体现了胡克神学的综合性。（W.J.Torrance Kirby，Richard Hooker，Reformer and Platonist，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5，pp.8-9.）然而，在各种影响中，胡克的理性主义对自由派神学的开山立派意义尤为重大。文学史家黛博拉·舒格断言：“在斯图亚特王朝早期，主流文化内部繁荣着一种推崇无形教会的‘自由派’模式，它得到了世俗权威和神圣权威的双重支持。胡克在1586年阐述并捍卫这种模式——很显然，他是第一个这么做的，至少是公共论坛上的首个行动者……”（Debora K.Shuger，“Faith and Assurance”，in Torrance Kirby ed.，A Companion to Richard Hooker，Boston：Brill，2008，p.248.）教会史学家海尔森-史密斯也指出：“在英国国教内部，剑桥柏拉图主义者以及他们的思想继承人自由派牧师，把理性提升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从而带来了一种新的神学特性。他们允许人们在哲学和神学问题上拥有极大的自由。”（Kenneth Hylson-Smith，Evangelicals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1734-1984，Edinburgh：T.& T.Clark Ltd，1988，p.8.）
[7] Colin Buchanan，The A to Z to Anglicanism，Plymouth：The Scarecrow Press，Inc.2007，pp.220-221.
[8] Torrance Kirby ed.，A Companion to Richard Hooker，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8，p.252.
[9] W.J.Torrance Kirby，Richard Hooker，Reformer and Platonist，Aldershot：Ashgate，2005，p.12.
[10] Charles John Abbey and John H.Overton，The English Church in the 18th Century，revised and abridged，new edition（epub），London，New York and Bombay：Longmans，Green，and Co.，1896，p.345.
[11] 邦歌论战（Bangorian Controversy）：18世纪初发生于英国国教教会内部的一次神学论战，具有十分浓厚的政治意味。论战的导火索是英国神学家乔治·希克斯的神学著作《罗马天主教的组织章程与拒绝效忠大分裂的性质及后果》（Constitu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and the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Schism）。在这本书里，希克斯代表光荣革命后拒绝立誓效忠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的少数派教士，以赛特福特主教的身份，宣布开除拒绝立誓效忠派以外所有教士的教籍。对此，邦歌主教本杰明·霍德利写了一篇抗辩《反拒绝效忠者的原则及实践书》（Preservative against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Non-Jurors）。
[12] 1852年，坎特伯雷教士会议恢复；1861年，约克教士会议恢复。
[13] Charles John Abbey and John H.Overton，The English Church in the 18th Century，pp.803-805.
[14] Charles John Abbey and John H.Overton，The English Church in the 18th Century，p.809.
[15] Richard D.Altick，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New York：Norton，1973，p.205.
[16] Charles I.Foster，An Errand of Mercy：The Evangelical United Front，1790-1837，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0，p.30.
[17] 关于福音运动和福音主义发展史，本章主要参考：Mark A.Noll，The Rise of Evangelicalism：The Age of Edwards，Whitefield，and the Wesleys，Downers Grove：IVP Academic，2003；D.W.Bebbington，Evangelicalism in Modern Britain：A History from the 1730s to the 1980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Mark Hutchinson and John Wolffe，A Short History of Global Evangelic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18] 高教会派（High church），英国国教（圣公会）的派别之一，与低教会派相对。该名称最早于17世纪末开始在圣公会使用。19世纪，高教会派因为牛津运动和英国天主教会派的兴起而流传于英国，主张在教义、礼仪和规章上大量保持天主教的传统，要求维持教会较高的权威地位。
[19] D.W.Bebbington，Evangelicalism in Modern Britain：A History from the 1730s to the 1980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45.
[20] D.W.Bebbington，Evangelicalism in Modern Britain：A History from the 1730s to the 1980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2.
[21] “对纽曼来说，理性主义或自由主义是安立甘教会内部最强大的肢解基督教的力量，他们的主张无异于基督教的分崩瓦解。”邵政达：《英国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