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巨人和吉卜赛人告别
哈布斯堡王朝时期，以总督区首都生活为特征的节日的激增以及世俗和神圣的混合（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得到所有精英的赞赏。官方对于宗教和民间节日的强调也遭到了批评。在基督圣体节方面，早在1544年，主教胡安·德·祖玛拉加（Juan de Zumárraga）就曾下令禁止已然成为传统的舞蹈和创作品。此外，他还下令印刷迪奥尼西奥·里克尔（Dionisio Rickel）的一部作品，其中包括一篇关于正当游行行为的论述。(72)直至主教去世后，市政府才恢复了舞蹈、戏剧和创作品。(73)不是所有处理基督圣体节事宜的神职人员都有这样的决心。奥古斯丁·达维拉·帕迪拉（Agustín Dávila Padilla）在描述自己的同事——多米尼加人冈萨雷斯·卢泽罗（González Luzero）的生平时曾指出，他改变了游行的方式，从而避免了印第安原住民将自己的注意力从神圣的圣餐上转移。卢泽罗并没有禁止庆祝活动中出现亵渎神灵的元素，而是批准在游行之前或之后进行舞蹈和创作品的展示。(74)
17世纪，西班牙国王开始担心总督的道德败坏问题。最令人震惊的四种现象包括：（1）精英阶层的性乱交（特别是唐璜［don juanismo］文化，修女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征服对象）；（2）神职人员对独身誓言的漠视（在忏悔中也被称为恳求）；（3）政府的欺诈与腐败；（4）等级制度下的社会阶层不断模糊。(75)王室的关注并没有被转化为节日改革的任何具体政策。这座城市的生活仍然与公共庆祝活动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无论是神圣的、世俗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18世纪标志着对节日在总督区社会中作用的官方解释的一个转折点。新世纪给新西班牙带来了许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位波旁王朝的君主登上了西班牙的王位。为了使海外帝国的效率和利益最大化，波旁王朝的官僚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军事、经济和社会改革。在社会改革方面，这些官员们试图通过教育和启蒙向民众灌输他们认知中的现代行为。
波旁王朝的现代性概念包括对其认为粗俗、不得体、不恰当和颓废的某些过度行为的正面攻击。作为神圣与世俗的独特结合的节日庆典正中波旁王朝的下怀。根据新哲学，节日是一件庄严的事情，应该成为礼仪和崇敬的典范，以有序且充满敬意的方式举行。希波利托·比利亚罗尔（Hipólito Villarroel）列举了好政府与节日有关的要素，并评论说：“第一个目标应该是对于印第安人进行监督，使他们变得理性、文明……无论他们通过工作赚取了多少钱，他们都会把这些钱花在节日的庆祝活动上，包括为了庆祝而举行的各种大型宴会和酒醉狂欢，这个节日应该被称为酒神节，而不是文明的宗教［庆典］。”(76)他对于基督圣体节的看法揭示了新精英阶层关于这种庆祝方式的态度：“没有什么比以兄弟会的名义允许和容忍一群醉醺醺、悲惨、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穿着戏服［参与庆祝活动］更侮辱和玷污这些活动的了。”(77)
关于1692年骚乱的记忆再次增强了波旁王朝推行新社会道德的愿望。众多印第安人和混血人种对总督官邸的袭击和纵火行为对精英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他们以前对这样一个异质化群体的政治动荡抱有什么样的恐惧，如今都被证实了。从那件事起，精英与统治当局将人民（pueblo）的所有大众传统均视为孕育颠覆萌芽的习俗，必须予以消除。(78)
节日，尤其是基督圣体节，将许多村民从几英里外的地方吸引至首都。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祭酒以及这么多放肆的行为，造成了太不稳定的氛围，从而增加了失序和反抗的可能性。曾经有利于巩固现状的节日空间现在被认为有可能重建社会等级制度，尽管是暂时性的。或许在某些方面，波旁王室的观点是有根据的。在16世纪，人们已经认识到颠覆和基督圣体节之间的潜在联系。按照惯例，观众和参与者都要穿着戏服或至少戴着面具才能参加游行。从1529年到1556年，市政府多次禁止戴面具参加庆祝活动。此外，所有西班牙男性公民都被命令参加游行，而任何在阳台或街角观看游行的人都被逮捕。当时，政府官员担心西班牙殖民地居民会反抗皇室权威。实际上也确实发生过一次起义。1692年，因粮食短缺和囤积粮食的报道引起的骚乱在基督圣体节的庆祝活动期间爆发。然而，骚乱者最终却因为对于圣体圣事的虔诚之心而选择放弃起义。(79)显然，两名圣方济各会修士带着圣体来到愤怒的人群之中，以圣体圣事的名义恳求印第安原住民和混血群体将总督府邸的大火扑灭并打道回府。1701年，对于骚乱的恐惧再次弥漫在游行队伍之中。(80)波旁王朝的官员们并不认为节日庆典是维持秩序的一种象征性手段，而是一种可能破坏稳定的催化剂。他们总结道，节日需要改革，以加强精英阶层对这些具有潜在不稳定性的节日场所的控制。
剧院、游戏、斗牛、舞蹈、酒馆社交等各种大众娱乐活动都是波旁王朝社会改革运动的目标。这种长期存在的传统很难被根除，鉴于它们已经成为社会结构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波旁王朝的官员禁止了印第安人狂欢节等节日。他们还从根本上改变了其他节日，比如万圣节、瓜达卢佩圣母节、复活节以及原住民和混血人种社区的守护神纪念活动。基督圣体节也没能幸免。(81)
对基督圣体节造成影响的波旁王朝改革始于监管，终于禁令。这项工作从舞蹈入手，因为举行舞蹈表演需要获得市政府和教会当局的授权与批准。在这种新的体制下，官员们规定了表演的内容和质量，禁止任何可能被贴上“不得体”（indecorso）标签的表演，到了1744年，市政府已经不再与舞者签约。规定还禁止游行路线上出现任何食品摊和摊贩，严格禁止节日期间饮酒以及衣着寒酸的人参加庆祝活动。(82)最显著的变化是，根据何塞·德·加尔维斯（José de Galvez）的指示，1777年针对基督圣体节的市政开支被限制在223比索之内，也就是1618年基督圣体节预算的6%，这可能这项庆祝活动有史以来预算最低的一次。(83)关于基督圣体节的最后一次改革发生在1790年，当时雷维亚希赫多伯爵（Count of Revillagigedo）颁布了一项法令，永久地禁止了巨嘴龙、巨人和大头人。(84)
墨西哥城最后一次全市范围内的游行发生在1866年。(85)在19世纪，孩子们仍可以在游行时挥舞着小巨嘴龙。而在该世纪余下的时间里，虽然大教堂为圣体圣事举行的宗教庆典仍然在继续，大型游行和其他户外活动（比如戏剧表演）却完全消失了。1920年革命之后，基督圣体节庆祝活动恢复了一些昔日殖民时期的风格。如今的基督圣体节上，民间的印第安人舞蹈表演又成为节日的一部分，摊贩们也可以向兴奋的孩子们出售动物的微型纸模型了。
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时期，基督圣体节发挥了多种功能，包括促进融合、散播公民自豪感的种子、增加大众福利以及为合法性提供一种象征性手段。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了这个节日的庆祝活动，特别是对公会和兄弟会来说，它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年度仪式，重要到足以引发竞争和争议。尽管如此，基督圣体节将这座城市作为一个由复杂宗教信仰连接起来的单一实体呈现在大众面前。虽然部分参与者在社会经济层面属于较高的阶层，但他们共同沉浸在节日的氛围、圣餐的神性临在以及带领游行队伍前行的怪物及舞蹈演员的生动表演之中。随着后者的消失，基督圣体节仍然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但或许它最终成为一种向万王之王致敬的庄严沉思，正如主教祖玛拉加最初计划的那样。
基督圣体节成了哈布斯堡王朝更为庞大的官方政策的一部分，这项政策不仅试图通过武力，还试图通过劝服、娱乐活动和操纵象征符号来维持秩序。官员们积极推进节日的庆祝活动，试图增加印第安人对于活动的参与及欣赏。作为对于政府如此重要的一个象征，基督圣体节的举办是以牺牲其他节日、其他义务甚至是合理的预算作为代价的，当局内部就与节日有关的地位和特权产生了诸多争议。人们对节日重要性的判断在这样一个事实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即在17世纪，基督圣体节的舞蹈表演和创作品只被取消过两次——分别是在1612年和1692年，其时这座城市发生了最大规模的民众起义。游行队伍自此再也不具有这些取悦群众的特色，因为毫无疑问，官员们对进一步刺激或煽动群众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消除这些世俗的元素似乎是对破坏象征性社会契约的一种惩罚。但在这两回取消庆典的次年，大众传统又都再次定义了基督圣体节。然而，波旁王朝的官员们并不像哈布斯堡王朝那样热衷于迎合大众以维持有效的统治，他们开始了一系列改革以永久地改变这个节日。新西班牙关于基督圣体节的庆祝活动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却仍然是城市本身的象征，它虽然从人们的视野中逐渐消失了，但在此之前，它却暗示着波旁王朝的视野中即将出现一个明显的墨西哥特征。
一些历史学家对欧洲基督圣体节游行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这一论断表示质疑，并声称大部分人没有也无法参与游行；他们指出游行队伍通常是公会和神职人员的大本营。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圣体节并没有呈现出社会的样貌，而是将社会的差异和不平等暴露在了强光之下。(86)考虑到这些研究，墨西哥城的基督圣体节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印第安原住民的公会和教区确实参与了游行并为节日庆典提供了装饰。虽然相当一部分墨西哥城市民实际上没有加入游行的队伍，但大量异质化观众都见证了印第安原住民和混血人种参与了节庆活动。此外，印第安人对于墨西哥城基督圣体节的参与是如此广泛，以至于一些精英和波旁王朝的官员认为这个节日太过大众化、世俗化。欧洲基督圣体节与新西班牙基督圣体节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地要追溯至节庆活动的社会背景差异。
(1)本研究由富布赖特-海斯（Fulbright-Hays）博士论文研究基金资助。
(2)本文中用到的西班牙语短语详见作者题为《殖民时期墨西哥的圣徒、主权与宏大场面》（“Saints,Sovereignty and Spectacle in Colonial Mexico”）的博士论文。
(3)Agustín de Ventancurt, Teatro mexicano: Descripción de los sucesos exemplares, históricos, políticos,militares, y religiosos del Nuevo Mundo Occidental de las Indias (Madrid, 1960-61), 2: 193.
(4)该数字是根据作者的博士论文研究计算而得。在17世纪，出现了许多新的节日。
(5)引自Andres Lira and Luis Mora, “El siglo de la integración,” in Historia general de México (México,1977), 2: 90。
(6)Ventancurt, Teatro mexicano 2:217. 安东尼奥·莫尔加（Antonio Morga）对传闻中的1612年非洲叛乱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结果显示，36名黑人因犯有谋反罪而在主广场被绞死。有关这一时期的叛乱以及经济混乱的详细分析，参见Jonathan Israel, Race, Class and Politics in Colonial Mexico, 1610-1670 (London, 1975)。
(7)有关节日和大众消遣的西班牙皇家及公民政策，参见José Antonio Maraval, The Culture of the Baroque (Minneapolis, 1986)；J. H. ElIiott, “Poder y propaganda en la Espana de Felipe IV,” in España y su mundo 1500-1700 (Madrid, 1990), 201-228；以及Waiter Cohen, Drama of a Nation:Public Theater in Renaissance England and Spain (lthaca, NY, 1985)。
(8)Ventancurt, Teatro mexicano 3:88. 戏剧在印第安人的宗教皈依和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参见Robert Ricard, La conquista espiritual de México (México, 1947), 355-374；和Adam Versényi, “Getting under the Aztec Skin: Evangelical Theatre in the New World,” New Theatre Quarterly 5 (1989): 217-226。
(9)César Oliva, “La práctica escénica en fiestas teatrales previas al barroco: Algunas referencias a nuestras hechas en la región de Murcia,” in Teatro y fiesta en el Barroco (Barcelona, 1986), 98-114; and V. Lleo Cañal, Arte y espectáculo: La fiesta del Corpus Christi en Sevilla en los siglos XVI y XVII (Seville,1975). 有关西班牙基督圣体节的描述与分析，参见Frances George Very, The Spanish Corpus Christi Procession: A Literary and Folkloric Study (Valencia, 1962)。有关基督圣体节在中世纪欧洲发展的详细研究，参见Miri Rubin, Corpus Christi: The Eucharist in Late Medieval Culture (New York, 1991)。
(10)该数字来源于市政府财务审查期间所提供的收入与支出信息。文书记录列出的市政府收入为16,500比索，基督圣体节年平均花费为3,500比索（Actas, Libro 23, 177）。
(11)在这一分析中，作者以两位人类学家的著作作为指导：埃德蒙·利奇在《文化与交流》（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New York, 1989)中对节日作为社会强化者或重组者的讨论以及维克多·特纳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lthaca, 1977；中文版参：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中对节日在仪式过程中作为社会整合者和符号平衡器的考察。
(12)保罗·韦纳在《面包与马戏团：历史社会学与政治多元主义》（Bread and Circuses: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Pluralism, New York, 1990）一书中探究了作为一种社会契约的政府与公共节日之间的关系。
(13)Antonio de Robles, Diario de sucesos notables, 1665-1703, vol. 2, Colección de eseritores mexicanos,ed. Antonio Castro Leal (México, 1946), 2:260. 传统意义上，基督圣体节是一个为期八天的节庆活动；第八日以游行开始，也以游行告终，包括了本文所讨论的各种其他活动。
(14)Actas, Libro 1, 86. 基督圣体节的正式命名出现在1539年墨西哥城举行的教会会议的章程第20章。该章节规定了公会、教区和兄弟会应携带十字架和蜡烛参加游行。引自José María Marroquí, La ciudad de México (México, 1900-1903), 3:495。
(15)“Gacetas de México,” in Documentos para la historia de México, 2d series (México, 1954-1955), 4:130, 205 (下文简称“Gacetas”).本研究中，1巴拉等于0.84米。
(16)有关游行的路线，参见Manuel Carrera Stampa, Los gremios mexieanos: La organización gremial en Nueva España 1521-1861 (México, 1954), 103。基督圣体节到来的八天之前，这座城市的各种宗教团体就开始了一系列特殊的布道活动。有关1678年的布道记录，参见Robles, Diario de sucesos notables, 2: 240-241。
(17)Giovanni Francesco Gemelli Careri, Viaje a la Nueva España (México, 1976), 114.
(18)Robles, Diario de sucesos notables, 2:48. 在西班牙，当圣体伴随着赞美诗与祈祷词被置于每个祭坛之上，抬着圣体龛的众人得以稍事休息。参见Very, Spanish Corpus, 13。毫无疑问，新西班牙的祭坛也为游行者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19)Guillermo Prieto, Memorias de mis tiempos (México, 1969), 222.
(20)Artemio de Valle Arizpe, Por la vieja Calzada de Tlacopan (México, 1937), 57-58.
(21)“Gacetas” 4:130; Actas, Libro 16,70; Libro 20,321; Libro 30,169; Libro 31,223; and “Gacetas” 4:130. 七个巨人代表着致命的原罪，通常会伴随着欧洲基督圣体节的巨嘴龙（tarasca）。在马德里，基督圣体节巨人代表着世界的四个部分——美洲、亚洲、非洲和欧洲。参见Very, Spanish Corpus, 77-78。在墨西哥，现存的文献表明，游行中通常有两个以上的巨人，特别是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至少有八个巨人伴随着游行队伍。有关欧洲节庆活动中巨人的更多信息，参见VV.AA. Les géants processionnels en Europe (Ath, 1983); M. F. Guesquín, “Cities, Giants and Municipal Power,” Ethnología 17: 117-128; and José Antonio Gónzalez Alcantud, “Para una interpretación etnológica de la tarasca, gigantes y cabezudos,” in Antiguallas granadinas: Las fiestas del Corpus, ed. Miguel Garrido Atienza (Granada, 1990), xxix-xlviii。
(22)Actas, Libro 12, 282 and Libro 13, 336.
(23)González Alcantud, “Para una interpretación etnológica,” xvi-xvii. 不存在墨西哥拥有类似传统的证据。
(24)Actas, Libro 30, 169.
(25)Robles, Diario de sucesos notables, 3: 155. 直到16世纪的第二季度，龙才出现在西班牙的游行队伍中。巨嘴龙这一名称可能来自于法国塔拉斯孔市（Tarascon）有关龙的传说与庆典。该名称与印第安塔拉斯克人之间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一些学者认为，征服者为该印第安人群的命名是基于他们对其名字发音的误解。有关西班牙巨嘴龙的简史，参见J. E. Varey and N. D. Shergold, “La tarasca de Madrid,” Clavileño 4, no. 20 (March/April 1953): 18-26; González Alcantud, “Para una interpretaci6n etnológica,” xlv; and José María Bernáldez Montalvo, Las tarascas de Madrid (Madrid, 1981)。后一项研究的作者提供了作为17和18世纪在西班牙首都建造三维巨嘴龙的指导的原始图纸的彩色副本。
(26)Juan de Viera, Compendiosa narración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México, 1952), 95.
(27)Actas, Libro 11, 147; and Libro 14, 258. 在17世纪的塞维利亚，当游行队伍在街道上蜿蜒行进时，剧团会在花车上表演劝世短剧（autos，简短的宗教戏剧）。一些画描绘了与劝世短剧有关的场景。参见Very, Spanish Corpus, 17-18。墨西哥城的记录并没有表明16世纪的花车与“生动的舞台”相似，但却探讨了舞台的搭建需要一个大型的表演空间，如大教堂的墓地。
(28)Gemelli Careri, Viaje a la Nueva España, 114.
(29)Armando de María y Campos, “Las comedias en el Corpus mexicano colonial,” Humanismo 2, No.11-12 (May-June 1953): 113. 纸质风车指的是粘在小棍子上的用纸折成的轮子。玛利亚·伊·坎波斯（María y Campos）指出，商贩们向观众售卖由厚纸制成的小阳伞，用于遮挡阳光。
(30)Actas, Libro 30, 169.
(31)Gregorio M. de Guijo, Diario 1648-1664 (México, 1952-53), 2:135, 217. 在17世纪的瓦伦西亚，基督圣体节的协调者向人群分发成吨的糖果已然成为一种习俗。参见Very, Spanish Corpus, 22。
(32)Ordenanza of July 13, 1613, in Eusebio Ventura Beleña, Recopilación sumaria de todos los autos aeordados de la Real Audiencia y Sala del Crimen de esta Nueva España y providencias de su superior gobierno (México, 1787), 1: 27.
(33)Carrera Stampa, Los gremios mexieanos, 104.
(34)1600年，议会成员加斯帕·德·瓦尔德斯（Gaspar de Valdes）列出了贝拉斯科对基督圣体节的贡献（参见Actas, Libro 14, 102）；Actas, Libro 17, 183；Libro 9, 12-13。
(35)Actas, Libro 14, 105; Libro 15,53; Libro 14, 102; Libro 13, 192,329; and Libro 15, 53.
(36)Actas, Libro 32, 201-202; 有关总体经济趋势，参见Louisa S. Hoberman, Mexico’s Merchant Elite,1590-1660: Silver, State, and Society (Durham, NC, 1991)。
(37)AGI, Mexico, 38.
(38)AGI, Mexico, 39.
(39)Actas, Libro 1, 208. 市政府在1531年、1533年、1537年、1555年、1557年、1560年、1572年、1573年、1595年和1599年也颁布了法令和条例。
(40)Robles, Diario de sucesos notables, 1: 173.
(41)Actas, Libro 3, 202.
(42)Actas, Libro 3,195; Libro 27, 69.
(43)Actas, Libro 21, 245.
(44)Actas, Libro 14, 101-102.
(45)Actas, Libro 3, 40; Libro 7, 193, 198. 文书记录（Actas）显示，1577年、1579年和1580年分别颁发了一个特殊的奖项。
(46)Actas, Libro 9, 15, 19-20.
(47)Actas, Libro 27, 231; Libro 23, 177.
(48)Actas, Libro 16, 26; Libro 19, 98; Libro 20, 117; Libro 21, 59; Libro 23, 71; Libro 24, 265; Libro 25,133-134, 138.
(49)Actas, Libro 16, 63; Libro 17, 139, 180, 190, 338-339, 485, 501; Libro 14, 256.
(50)Actas, Libro 23, 177; Libro 14, 258
(51)Actas, Libro 13, 217-218; Libro 25, 129; Libro 23, 72; Libro 10, 122, 127; Libro 13, 11.
(52)Ventancurt, Teatro mexieano, 2: 193.
(53)Guijo, Diario, 2: 135.
(54)Robles, Diario de sueesos notables, 2:48, 3: 155. 有关1638年的巨嘴龙和巨人，参见Actas, Libro 31, 226。
(55)Gemelli Careri, Viaje a la Nueva España, 114-116.
(56)“Gacetas” 4:205, 409; 5:79-80.
(57)Actas, Libro 7, 189-190.
(58)1550年的《法令》（Ordenanza），引自Carrera Stampa, Los gremios mexicanos, 233。
(59)Actas, Libro 7,193.
(60)Actas, Libro 17,4, 183.
(61)Actas, Libro 9, 56.
(62)María y Campos, “Las comedias,” 113.
(63)Mariano Cuevas, Historia de la Iglesia en México (México, 1976), 3:514-515.
(64)Guijo, Diario 1:253.
(65)Actas, Libro 3, 40.
(66)Actas, Libro 3, 84.
(67)Actas, Libro 3, 40.
(68)Ordenanzas de gremios de la Nueva España. Compendio de los tres tomos de la compilación nueva de ordenanzas de la muy noble, insigne y muy leal e imperial ciudad de México. Hizólo el Lic. D. Fco.del Barrio Lorenzot (México, 1920), 264-265.
(69)Carrera Stampa, Los gremios mexicanos, 98.
(70)Marroquí, La ciudad de México, 3:506.
(71)Cuevas, 3:505.
(72)María y Campos, “Las Comedias,” 111.
(73)Marroquí, La ciudad de México, 3:498.
(74)Agustín Dávila Padilla, Historia de lafundación y discurso de la provincia de Santiago de México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México, 1955), 246.
(75)Juan Pedro Viqueira Albán, ¿Relajados o reprimidos? Diversiones públicas y vida social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durante el Siglo de las Luces (México, 1987), 31.
(76)Hipólito de Villarroel, Enfermedades políticas que padece la capital de esta Nueva España en casi todos los cuerpos de que se compone y remedios que se la deben aplicar para su curación si se quiere que sea util al rey y al público (México, 1979), 505-506.
(77)Hipólito de Villarroel, Enfermedades políticas que padece la capital de esta Nueva España en casi todos los cuerpos de que se compone y remedios que se la deben aplicar para su curación si se quiere que sea util al rey y al público (México, 1979)，188-189。
(78)Viqueira Albán, ¿Relajados o reprimidos?, 31-32.
(79)Actas, Libro 3, 172; Libro 6, 232.
(80)Robles, Diario de sucesos notables, 3: 154-155. 节庆活动有时可能会对教会或民间组织者产生反作用，这一点在下述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Emmanuel Le Roy Ladurie, Carnival in Romans（New York, 1979；中译版参：《罗芒狂欢节》，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和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ites of Violence: Religious Riot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PP 59: 51-91。另参见Peter Burke,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1978；中译版参：《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杨豫、王海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Michael Mullet, Popular Culture and Popular Protest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1987); Robles,Diario de sucesos notables, 2:250-258。
(81)Viqueira Albán, ¿Relajados o reprimidos?, 152-160.
(82)Viqueira Albán, ¿Relajados o reprimidos?, 152-160.
(83)Francisco Sedano, Noticias de México: Crónicas de los siglos XVI al XVlll (México, 1974), 1:96.
(84)José Gómez, Diario curioso de México, vol. 3 of Documentos para la historia de México (México,1854-55), 341; Luis González Obregón, México viejo (México, 1966), 438. 波旁王朝对于西班牙基督圣体节的整治早在十年前的1780年就开始生效了。参见Very, Spanish Corpus, 107。
(85)Antonio García Cubas, El libro de mis recuerdos (México, 1904), 370.
(86)参见，例如，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 1985；中文版参：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一书中对1768年蒙彼利埃（Montpellier）游行的讨论，第121—122页；以及鲁宾（Rubin）关于基督圣体节游行的符号作用的广泛讨论，参见Rubin,Corpus Christi, 265-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