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基督圣体节

总督

面对日益多样化的人口，哈布斯堡王朝的官员意识到基督圣体节作为一种鼓励融合机制的社会意义和潜在作用。一些总督虽然没有专门宣传基督圣体节，但却直接协助和强化了圣体圣事的庆祝活动，从而促使它成为总督辖区首府的首要节日。他们采取直接的干预，以提升庆祝活动的奢侈度和公众参与度，试图影响居民并说服他们接受殖民统治。其中两位总督因他们的贡献脱颖而出——萨利纳斯侯爵路易斯·德·贝拉斯科（Luis de Velasco，the Marquis of Salinas）和蒙特雷伯爵加斯帕尔·德·祖尼加·伊·阿塞韦多（Gaspar de Zúñiga y Acevedo，the Count of Monterrey）。

总督贝拉斯科在他的第一个任期间（1590年至1595年）专门增设了（于基督圣体节第八日举行的）戏剧表演和西班牙人舞蹈。在此之前，美洲原住民的舞蹈团构成了音乐和舞蹈表演的主体。就原住民而言，他要求附近村庄的印第安人在基督圣体节的每一天弹奏竖琴以及跳舞。所有来自遥远的韦霍钦戈（Huejotzingo）的印第安音乐家都将在这座城市为节日进行表演。向来自城市外部和附近的印第安原住民音乐家支付报酬的做法似乎一直延续到了17世纪。例如，在1608年的基督圣体节期间，来自马利纳尔科（Malinalco）和阿科尔曼（Acolmán）的印第安人均得到了500比索的报酬。此外，贝拉斯科命令所有的公会必须负责游行队伍的创作品（ynvenciones，该术语泛指所有的虚拟事物——怪物、巨人、蒙面者和盛装狂欢者等）。这一法令似乎很难实现，因为早在1585年，公会就曾向总督请愿，要求暂缓支付基督圣体节的部分花费。(34)

通过命令市政府将“其他节日的盛况和仪式融入基督圣体节”以及改善戏剧表演、服装和巨人及大头人着装打扮的方式，蒙特雷伯爵进一步扩大了基督圣体节的影响。印第安表演者被要求改进他们的舞蹈，更多的本土音乐家被雇来进行表演。此外，伯爵还增设了小丑格斗（juegos de cañas）以及为期三天的斗牛表演。他解决了市政府官员和剧团导演之间关于成本和戏剧选择的分歧。市政府的记录显示，（当市政府于1599年把所有资金都花费在菲利普二世［Philip II］的葬礼上之后）他是第一个专门为基督圣体节捐款的总督，1602年，他又为基督圣体节向议会提供了借款。(35)

17世纪早期市政府财政收入下滑期间（据市政账目所示），为数不多的总督愿意将皇室资金借给市政府，这才使得基督圣体节得以生存和发展。蒙特斯克拉劳斯侯爵（the Marquis of Montesclaros，1603—1607年在任）和瓜达尔卡扎尔侯爵（the Marquis of Guadalcazar，1612—1621年在任）定期向市政府提供借款以保证节日的质量。维莱纳侯爵（the Marquis of Villena，1640—1642年在任）和他的前任蒙特雷伯爵一样，积极地参与有关基督圣体节的决议。1641年，他提议为游行路线以及所有公会建造粗布或亚麻布的篷子（以设立祭坛）。但似乎只有第一个提议被成功地执行了。(36)

总督为了证明基督圣体节的重要性，不仅持续提供财政及道义的支持，还试图改变基督圣体节的特定传统，甚至不惜以制造丑闻作为代价。档案记录表明，有关荣誉和礼仪的问题引起了总督区法院的关注；鉴于游行队伍将整个城市暴露在众多饱含期待的旁观者面前，基督圣体节也难逃争议。靠近圣体圣事的位置作为公认的声望之地，一直是公会和兄弟会争夺的焦点，皇室官员也不能免于这种竞争。

阿尔巴·德·里斯特伯爵（Count of Alba de Liste，1650—1653年在任）意识到靠近圣餐礼的位置的重要象征意义，他为了执行自己的指令取消了3月中旬的游行，由此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公共骚乱。1651年，他要求他的侍从在游行队伍中代替教会的官员。按照惯例，教士委员会作为圣体的随从，需要紧随在圣体龛的后方。或许总督希望进一步巩固圣餐与执政当局在公众心目中的关联。公民地位以牺牲神职人员的利益为代价得到了隐喻性加强并通过对于（圣餐所代表的）更高道德权威的靠近被进一步合法化。

在随后发生的故事中，总督迈着大步离开了游行队伍，并下令让公会和兄弟会停留在原地。他还将尚未离开大教堂的圣体龛看管起来。当神职人员试图违反总督指令以恢复游行时，随即发生的一场小争吵险些使得圣体龛被打翻，神职人员最终放弃了游行。人群开始变得难以控制。得知大教堂发生骚乱后，总督下令游行队伍在没有任何神职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继续前进。这一改变游行的企图遭到了直接参与游行的教会成员的强烈反对，他们立即向西班牙皇室提出了一系列抗议。

神职人员递交给国王的请愿书强调了教会关于宗教庆典本质的立场。他们的论述既关于宗教性质，也关于节日传统。阿尔巴·德·里斯特伯爵则声称自己代表着新西班牙的最高权威和总督特权。简而言之，考虑到节日的性质和礼仪的重要性，他认为他的随从理应站在最接近圣餐的位置。皇室的授权加强了总督的地位，从而凸显了游行中圣体与行政及皇室权威之间的象征性关系（以牺牲教士委员会的利益作为代价）。(37)

1662年，巴诺斯伯爵（The Count of Baños）引发了一场同样可耻的骚乱，尽管结果完全不同。他希望改变游行路线，因为他生病的妻子不愿意按照惯例离开宫殿观看游行。主教区变得空无一人，因此教会向普埃布拉的主教提出控诉，这位主教曾颁布过一项法令，要求基督圣体节游行必须遵循传统路线。总督对这项法令表示反对，游行队伍最终在军队的护送下直接经过了宫殿的正前方。神职人员的缺席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观众们也再一次变得躁动不安。毫无疑问，武装军队的出现改变了节日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象征性后果对于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伤害，西班牙的官员们也意识到，总督的权威不是被加强了，而是被玷污了；国王斥责了总督并以12,000比索的罚金作为他干涉节日的惩罚。(38)

市政府

虽然一些总督证实了基督圣体节的重大象征意义，但市政府采取的行为则更好地说明了该节日对于行政当局的重要性。毕竟，市政府对（作为社会整合媒介的）基督圣体节的成功或失败负有直接责任。早在1529年，市政官员们就开始积极地推广和规范该节日。(39)他们在圣体的上方设置篷子，这是他们为防止总督介入而努力维护的一项特权。市政府与总督之间的争论围绕着到底是市政府还是总督有权决定扛起支撑篷子的长杆（varas）的人选。这一争论首次爆发于1533年，市政当局拒绝参加游行，直至国王对此事做出裁决。最终，国王宣布总督有权决定扛起长杆的人选。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容纳更多的官员，篷子的规模不断扩大。其最初只有不到12根长杆，但1675年即增至50根。毫无疑问，负责篷子建造的市政府设法通过扩大其面积以及增设更多的支撑长杆来保住自己的位置。(40)

市政府将公会旗帜、巨人以及花车存放在办公室内。(41)1540年，市政当局正式选出了特别代表负责组织基督圣体节的活动，到了1628年，市政府在年初就推选了这些代表，如此一来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所有必要的节日筹备工作。(42)市政府将自己与基督圣体节的关系定义为一种责任感，一种提供娱乐的特殊义务。1617年，市长阿隆索·德·泰罗（Alonso de Tello）在谈及节日时指出，庆祝活动在愉悦公众方面是很重要的。他还补充道，对这些问题的忽视会导致“公众情绪低落”，“使他们的精神陷入绝望”。(43)市政当局认为，为人民提供娱乐是必不可少的，这将让他们对政府感到满意并有助于保持秩序与稳定。市政府不仅承认节日的社会及政治价值，而且还与基督圣体节建立了特殊的联系。

市政议员们将城市的身份与基督圣体节的排场、创新和宏伟联系起来。1600年，市政府官员对前一年基督圣体节上的表演及服装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批评。财政部部长胡安·路易斯·里贝拉（Juan Luis Ribera）指出这座城市没达到预期，他补充说，如此糟糕的庆祝活动出现在一个“像我们的城市这样高贵的地方”是“不可原谅的”。市议员加斯帕·德·瓦尔迪兹（Gaspar de Valdez）也认为，总督辖区首府应该成为其他城市的“灵感和榜样”。(44)

从16世纪早期到17世纪中期，这座城市对基督圣体节的持续财政支持进一步表明了它对该节日的日益认同，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以牺牲合理预算作为代价的。尽管不存在关于基督圣体节的早期（16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财务记录，但市政府的文件显示，市政府官员组织了游行，设置了秩序并通过城市警察来维持秩序。当时，公会显然承担了创作品和花车的成本。直到1564年，戏剧表演成为节日的一部分，市政府由此承担了搭设看台的责任。市政府记录中并没有关于演员的付款凭证，这表明给演员付款也是公会成员的责任。然而，市政府确实开创了一项16世纪的传统，即为最好的创作品提供奖赏（joya）。(45)

基督圣体节显然在16世纪8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市政官员们也承担起更多关于该节日的责任。市政府和官方组织（oficios）共同分担相关的财政支出。市政府为1585年的戏剧表演支付了750比索。(46)从1590年到1600年，基督圣体节的财政支出达到了16世纪的顶峰，平均每年超过2,000比索。在此期间，市政府的职责包括清洁和筹备街道、用挂毯装饰房屋、铺设茅草篷子、搭建舞台和花车、准备游行结束后的晚餐、布置照明和烟花、安排两个或三个戏剧表演、打造至少四个不同类型的舞蹈（其中一个必须是吉卜赛人舞蹈［gitanas］）以及制作巨人和其他类似的创作品。显然，只有祭坛仍然是公会和兄弟会的创造性和财政性贡献。

17世纪的财政困境使得市政府难以提供必要的服务。与此同时，市政府还要尽力让基督圣体节维持在之前的巅峰水平，因为举办基督圣体节被认为是对公民的义务。即使是在1629年的洪灾之后（当时所有的巨人和创作品都被摧毁了），市政府也从来没有取消过这个节日。在这个经济困难、社会动荡的时期（1611年、1612年和1624年均发生了示威游行），基督圣体节作为鼓励融合并象征社会平衡的节日，对市议会来说变得更加重要。在此期间，市政人员将节日经费增加至3,500比索（与16世纪的巅峰时期相比，增加了1,500比索），也就是市政府可支配收入的21%。(47)

1600年至1643年期间，市政府曾在十三个不同的场合为基督圣体节筹借专用的资金。市政府从酒类税收基金（sisa de vino，除非指定用于公共工程）平均借款2,580比索。1605年，为了举办基督圣体节，市政府再次提出借款请求，即便其在皇家金库的欠款高达1,119,631比索，且正在接受由迭戈·帕尔多·门多萨（Diego Pardo Mendoza）领导的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后者在审查了1597年至1603年期间的账目后，正式建议市政府放弃对于酒类税收基金的权力。十年后，即1615年，官员们带着一份法令要求市政府在十年内将140,935比索归还给皇家金库。在17世纪，基督圣体节的花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削减至微不足道的614比索。市政府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因此，在总督瓜达尔卡扎尔侯爵向市政府捐赠2,000比索后，市政府在第二年偿还了欠款。（即使有了这笔捐款，市政府的支出仍然超出了预算。）市政议员（regidores）为当年基督圣体节的成功举办正式表扬了节日代表们。1621年，市议会不再如此慷慨。似乎，在一次戏剧表演中，舞台（tablados）坍塌了，市政议员很快指出这是由于资金不足造成的，并于次年分配了更多的资金。1624年，市政府官员在基督圣体节问题上再次与皇室政府发生冲突：当市政府计划用每年支付给皇家金库的4,000比索资助基督圣体节时，皇室官员冻结了所有基督圣体节的费用。经过一番讨论且市政府承诺在12月支付4,000比索后，这笔资金才得以解冻。(48)

当市政府没能为基督圣体节筹集到款项时，他们找到了其他方法以确保庆祝活动拥有足够的资金。1605年、1608年和1609年，市政府将场地进行转租，1609年、1610年和1611年，市政府提前一年向店主们征收租金。市政当局还将用于其他项目的资金挪为基督圣体节所用；例如，1610年，他们将用于圣格雷戈里奥（San Gregorio）祭坛的资金用于资助基督圣体节。

尽管经济困难，市政府通过采取一些策略，使昂贵的戏剧表演仍然作为基督圣体节的重要元素保留下来。市政府不再雇佣两家公司分别进行表演，而是委托一个剧团表演两场戏剧，从而节省了几百比索的开销。此外，现实迫使剧团降低薪酬（如果他们想要表演），因为他们的业务依赖于获得许可证。1608年，总督路易斯·德·贝拉斯科命令所有的戏剧演员在基督圣体节期间进行免费表演，尽管市政府确实设法获得了500比索，用以支付戏服和道具的费用。(49)

通过借款和其他预算措施，市政府将17世纪的基督圣体节维持在与16世纪晚期相当的奢华水准。每当议员们发现节日的质量下降，他们就会试图纠正它，就像他们在1603年、1605年、1616年、1623年以及1638年所做的那样。从16世纪到17世纪，这个节日的基本元素并未发生改变。议员们在审查1618年账目时列出了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基督圣体节元素——戏剧表演、舞蹈、烟火、巨人及其他创作品、蜡烛以及拉特朗圣若望修道院孩子们的支持。另外还有将近1,000比索是用来购买其他物品的，其中无疑包括挂毯、鲜花、舞台和游行后的晚餐。两个世纪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花车。市议会关于花车的最后一项记录是在1601年。(50)自那以后，关于市政府预算的讨论中再也没有提及它们。或许曾经引领游行队伍的由巨人、舞者和大头人组成的群体现在步行走完了整条游行路线。又或许（尽管不太可能）公会又恢复了建造花车的传统。在经济困难的时期，对于建造祭坛和精心装饰的花车等传统的维系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鉴于17世纪的节日描述并未提及它们，花车的缺失可能意味着市政府对资金紧迫性的默认，从而使花车成为16世纪基督圣体节庆典的一个独有元素。

尽管如此，在关键的17世纪前半叶，对于基督圣体节的投入及其重要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偶尔举行的新总督上任或宣誓效忠的仪式，其他节日从未得到过如此的重视，也从未在城市收入中占有如此巨大的比例。市政府对基督圣体节重要性的内在理解通过对其他年度节日、圣伊波利托节庆祝活动和皇家升旗仪式（alza del pendón）的简要叙述得到了进一步阐明。早在1587年，被推选成为节日主办者和旗手的市政议员就试图以先前的个人和官方承诺或健康状况不佳为由为自己开脱。1624年，一位去西班牙旅行的议员侥幸逃过一劫，他的同僚派了一队骑士和独木舟以拦截他乘坐的游船。在某些情况下，为圣伊波利托节留出的钱被花在了基督圣体节上，就像1621年圣伊波利托节一百周年时的情况一样。市政官员们甚至建议每隔一年举办一次；早在1591年，在基督圣体节的鼎盛时期（花费高达6,656比索），市政府在升旗仪式上只花了286比索。(51)

17世纪中叶，经济情况和市政府预算都有所改善。到了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基督圣体节的庆祝活动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市政议员制造了一个比上个世纪更为精致的庆典。基督圣体节庆祝活动自1660年起势头猛涨，当时阿尔伯克基公爵（Duke of Albuquerque）为墨西哥城节日的奢华感到震惊，他下令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当年用于庆典的蜡烛就已花费了80,000比索。(52)同年，三种不同的戏剧表演（可能需要多支付一个剧团的费用）构成了节日的一部分，与往年仅有两种表演相比，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53)1683年，安东尼奥·德·罗伯斯（Antonio de Robles）发现该年的节日庆典比以往更加隆重，包括作为最精彩部分的十个祭坛（考虑到成本问题，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1701年，他提到一只拥有七个头的巨嘴龙以及游行队伍中更为壮观的巨人模型，所有这些的开销都比该世纪上半叶的花费高得多。(54)世纪末的基督圣体节包括一个由八个巨人、蒙面者和盛装打扮的人物和怪物（或许指的是巨嘴龙）组成的活跃群体，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市政官员的巨大开销。(55)

在18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参与庆典的人群均来自富人阶层。1728年的庆典是一场大型的庆祝活动，包括85个兄弟会和一个长达1,531巴拉（约1,286米，四分之三英里）的游行篷子。同年，洛伦佐·奥索里奥（Lorenzo Osorio）先生每天花费20,000比索请人做弥撒。次年，圣堂（sagrario）的四位牧师捐赠了一个华丽的火炉，该火炉在节日期间于大教堂揭幕，共花费了2,500比索。1730年，两盏价值1,500比索的水晶银灯首次亮相。(56)我们尚不清楚这些关于奉献的个人表现是否意味着大型的节庆活动正在变得虚有其表。

印第安人的参与

自教会及市政官员来到墨西哥城之日起，他们就试图将印第安人融入基督圣体节的庆祝活动。例如，1564年，教会的两名代表拜访了市政官员并专门就基督圣体节进行了讨论。在此次会面中，他们指出以最为隆重的方式庆祝基督圣体节的必要性，并强调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公会都需要带着“他们的旗帜、徽章以及真诚、（针对游行的）美好的创作品参加游行，因为这是一种惯例”。他们所担忧的是印第安人无法理解参与游行以及游行相关创作品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决定在基督圣体节活动举行的八天前对所有作品进行审查，因为让印第安人理解这些创作品的重要性是非常关键的。(57)

当局虽然担心对符号造成误读，但仍然继续鼓励印第安人参与基督圣体节活动。例如，16世纪发布的命令要求官方组织必须参与节日庆典，尤其是印第安人公会。为了进一步鼓励他们参与，原住民兄弟会显然在蜡烛的价格上获得了折扣并被敦促制作自己的创作品。(58)考虑到这一点，市政府在1564年设立了第一个基督圣体节奖（Corpus prize），因为市政府相信原住民会将获奖的西班牙参赛品视为榜样。(59)

在总督指令的鼓励下，印第安人成为音乐及舞蹈的主要表演者。贝拉斯科总督和蒙特雷总督有意识地加强印第安原住民对于节日的融入感，或许也间接地促使他们融入西班牙的社会体系。1607年，周边的印第安社区仍然在为基督圣体节提供表演。虽然在1608年，市政官员以500比索的价格雇用了来自马利纳尔科和阿科尔曼的表演者，但其后所有基督圣体节几乎都有印第安人的舞蹈（除了1612年和1692年暴乱期间）。(60)

印第安人还需要推动摆放着圣体龛的板车（ingenio）。神职人员对此并不总是表示赞成，他们在1591年抱怨称，他们必须购买更大的板车，因为“大量肮脏却热切的印第安人”期盼着参与这项他们认为非常崇高的任务。(61)据教士委员会报道，上述情况耽误了游行，有几次差点导致圣体龛翻倒在地。尽管存在抱怨，他们还是选择将板车变得更大、更安全，而不是试图限制印第安人的参与和热情。

虽然印第安人兄弟会（通常是城市中最穷的公会）无法与银匠公会设立的知名祭坛相媲美，但印第安人筹备游行的方式包括清扫街道、用沙子和鲜花铺设道路，为祭坛运送材料并在游行路线上悬挂装饰物。然而，他们对节日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建造和安装茅草篷子。每个印第安人社区负责篷子的一个部分，然后每个部分被相继悬挂，最终形成一系列的拱门。(62)据马里亚诺·奎瓦斯（Mariano Cuevas）报告，他们采用了鲜花和香药草并在茅草中放置了五颜六色的鸣禽。(63)

就像霍奇米尔科（Xochimilco）印第安人的事例所证明的那样，印第安原住民对于这个节日乃至筹备这个节日所付出的无偿劳动的感情，似乎都是积极的。1654年，他们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基督圣体节的庆祝活动）将一座新钟搬进了大教堂。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一件银线布的装饰品、一件斗篷和牧师的长袍与披肩”，用于在游行队伍中穿戴。(64)毫无疑问，这些华丽的服装是威望的象征，其他参加游行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种荣誉。这进一步促进了有利于稳定的整合功能的实现。

如果不翻阅印第安人兄弟会和教区的记录，就很难准确地描绘出印第安人参与基督圣体节的情况，从而证明基督圣体节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社会整合的作用。尽管如此，印第安人对基督圣体节的参与似乎是广泛的，就像他们对节日的自愿奉献一样。他们的参与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18世纪波旁王朝的官员认为节日太受欢迎，并着手消除了许多本土元素。

公会的参与

从墨西哥城最初的庆祝活动开始，公会就意识到节日的重要性。在16世纪，关于庆祝活动的第一个通知是由市政府发布的有关骚乱和游行队伍位置的一致命令。从1526年到1592年，市政当局主要关注的是游行路线内的秩序。公会觊觎一个靠近圣体龛的享有声望的位置，毫无疑问，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有资格占据那个受人尊敬的位置。争论在1533年变得十分激烈，以至于市政警察受命维持游行的秩序。对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处以罚款或十天监禁的法律也很快颁布。(65)银匠公会在针对游行队伍中位置的竞争中表现得尤为精明；1537年，他们宣布圣伊波利托成为他们的守护神，确保了自己处于最靠近圣体龛的位置。(66)尽管存在关于位置的争论，每当城市出现一个新的官方组织时，公会对于基督圣体节的参与度就会增加。1533年，游行队伍的名单包括数量不详的美洲原住民、巨人和其他扮演者以及八个西班牙公会。(67)到了1572年，公会增加至四十三个。(68)

那些似乎可以定义16世纪基督圣体节的争论并没有延续至下个世纪。尽管如此，公会之间的竞争仍然很激烈，关于最佳节庆活动的竞争也在不断发酵着。公会试图通过华丽的游行来赢得公众的喜爱，他们向观众投掷印有公会徽章的小硬币并将斗牛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公众的欢呼增加了他们的声望，甚至可能刺激公众的捐款行为。(69)这样的竞争，虽然不再是关于圣体游行中的位置，但很可能已经转移到祭坛的装饰上。至少某次一个公会曾试图改变基督圣体节的某项传统，甚至可能是以牺牲其他公会利益作为代价。1679年的蜡烛制造者决定在圣坛上诵读颂词（loa），这使得游行队伍比平时逗留的时间来得更长；随后，大主教下令逮捕这位不幸的诗人。(70)

公会对基督圣体节的特殊贡献之一是对于布道的赞助，前提是要求赞颂者提及赞助的公会。传统上，水果商（fruteros）会赞助基督圣体节的布道，因此，演讲会尽可能多地提及水果。这使得布道变成了一个复杂的语言游戏。在同一个句子中，一个单词的结尾可能与下一个单词的开头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水果的名称。公众意识到这种游戏的内在挑战，试图找到尽可能多的“水果”。比如，一篇布道词的最后一句“Consérvanos en tu gracia y plántanos en tu reino”，其字面意思是“在您的恩典中庇佑我们，在你的领地中栽培我们”，但plátanos也代表着一串香蕉。(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