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体系化的探索、建构与可能：“四库学”的提出及其理论阐释

自《四库全书》编纂之日起，便引起当时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同时代的史学大家钱大昕所撰题跋中就有很多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得失的文字，且某些题跋所论亦为《四库全书总目》所援引。[4]早在乾嘉之际，《四库全书》初成，探讨有关《四库全书》之作多见诸时人之日记、文集、笔记及藏书文献中，如袁枚、章学诚、王昶、汪启淑、江藩、朱骏声、包世臣、黄丕烈、顾广圻、周中孚、姚莹等人所撰著述。《四库全书》造成之学风，涉及读书、刻书、辑书、校书、编目、史学、史书编纂等方面。[5]知名文官、学者和图书文献学家阮元于1795年调任浙江学政时，开始搜访流落民间未确实进呈的珍本、《永乐大典》漏略未辑佚的图书、四库馆臣未能严格选用的足本与善本、清政府因政治因素而禁毁的书籍等，并陆续进呈清政府，获嘉庆皇帝赐名《宛委别藏》。由今日的角度来看，这可以说是第一部续修《四库全书》工作的先期成果。[6]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十六日，王懿荣上奏《〈四库全书〉恳恩特饬续修疏》[7]，建议朝廷续修《四库全书》。[8]

民国时期（1912～1949）。此时期，所谓的“《四库全书》事业”，主要是指政府或有识之士对清修《四库全书》的使用与保护，包括倡议续修、编印（选印）出版、战时播迁、专业研究（通论评说、编制目录索引、汇订校勘、补注疏证）等事项。民国时期的《四库全书》事业，可谓当时国内外政界、文化界、知识界、图书馆界的一件盛事，不但风气鼎盛，而且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参与人数和知名学者众多，学术观点更超越了清代的认识，故有学者总结说：

《四库》的命运并非止于有清一代，直到民国依然余波荡漾，在现代“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过程里，仍是众所瞩目的焦点。它自原来象征朝廷的光荣事业，转而成为国家的文物；经由印刷、出版和传布，被赋予传承“国粹”的文化功能，化身为新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之认同代表。借由《四库》为例，这篇文章希冀反思民国时期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问题。[9]

以上所述《四库全书》研究之过程，足以说明《四库全书》拥有足够的学术魅力和丰厚的文化遗产，历经近300年不断吸引着众人为之付出时间和精力。令人遗憾的是，清末民国时已有甲骨学、敦煌学[10]、红学、藏学等专门学问或学科形成，而“四库学”未见有学者提出，这不得不引起当代研究《四库全书》者的思考。总体而言，“敦煌学”“甲骨学”等词在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术界能够较快地完成术语化的过程，这与中国当时所处的学术背景和历史环境息息相关。

1948年冬天，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存放在南京的文物提取精品运往台湾。随后，国立中央图书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外交部也遵此照办。在此组织下，五大文物单位成为一个联合机构，办理文物迁台事宜。故宫博物院南迁的珍贵图书，几乎都运往了台湾，这包括文渊阁本《四库全书》（536箱、36609册）、《四库全书荟要》（145箱、11169册）、《古今图书集成》（3部、86箱，15054册）。[11]除此之外，还有四库全书纂修处的原抄本《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12]、清阮元所辑的《宛委别藏》[13]、《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残卷[14]、《文汇阁〈四库全书〉目录》[15]等与《四库全书》纂修相关的史料图书。当时随之迁台的与《四库全书》研究相关的专家学者则有王云五、杨家骆、那志良、蒋复璁、昌彼得、方豪、黄大受等。

“四库学”的说法始于何时及何人，似难确知。198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开始筹备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全本，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昌彼得于次年特撰《影印四库全书的意义》一文，明确标举出“四库学”一词。[16]后来他说：“‘四库学’名称，我不知何时始见于文献，一九八三年台湾商务印书馆计划影印文渊四库时，我写了一篇《影印四库的意义》一文中，即标出了‘四库学’一词。”[17]几乎与此同时，（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所长刘兆祐撰《民国以来的四库学》一文，直接提出并使用了“四库学”的概念。[18]正如黄爱平所总结的那样：“两位台湾学者不约而同提出的‘四库学’之名，标志着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四库全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然成为一门专学。”[19]其后，杨晋龙的《“四库学”研究的反思》[20]一文发表；林庆彰主编的《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1993）》中直接列示“四库学”。[21]

1998年5月23～24日，（台湾）淡江大学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了“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在“四库学”两百余年来的历史上，以“四库学”为旗帜的学术研讨会尚属第一次。此次会议形成的成果为《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2]，昌彼得的《“四库学”的展望》[23]、胡楚生的《杨家骆教授对于“四库学”的贡献》[24]两文皆被收录其中。紧随其后，侯美珍的《“四库学”相关书目续编》[25]、杨晋龙的《“四库学”研究方法刍议——研究时的几个问题》[26]、陈仕华的《五十年来台湾“四库学”之研究》[27]等相继发表。

由此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率先从“学”的视野去总结既往研究的得失。事实上，这与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以及《宛委别藏》有莫大的关联。随着两大丛书全本的推出，海峡两岸迅即掀起了“四库热”，《四库全书》研究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其蓬勃之姿逐步呈现。[28]后大约经过20余年，直至进入21世纪，大陆学界以“四库学”为题名的研究成果渐多，如周积明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方法论［附］四库学新理解》[29]、《“四库学”：历史与思考》[30]、司马朝军的《台湾四库学论著目录（一）》[31]、崔富章的《二十世纪四库学研究之误区——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32]、扬帆的《推进四库学研究的新举措——首都师范大学〈四库全书〉学术研究座谈会纪要》[33]、李国庆的《钟情四库 共襄盛举——天津图书馆“四库文献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四库全书学术研究中心”同仁关于四库学问题的一次座谈会侧记》[34]、司马朝军的《陆锡熊对四库学的贡献》[35]、陈东辉的《20世纪上半叶“四库学”研究综述》[36]、张升的《朝鲜文献与四库学研究》[37]、王锷的《新时期四库学的力作——读〈四库存目标注〉》[38]诸文。“这至少从使用频率上显示了四库学关注度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表明不少学者对《四库全书》及相关研究的内在学理和理论趋向一直在做一种弥足珍贵的追寻，只是这种追寻的努力还处于初步阶段，理论的成熟尚有待时日。”[39]

“四库学”的提出是一件影响重大的事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四库全书》研究界的学术思考和理论自觉。众所周知，判断一门新兴学科确立的标志之一，便是学术界出现了由领衔专家撰写的回顾学科发展状况、阐述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相关论述。鉴于《四库全书》及相关研究已有超过百年的学术积淀，台湾学人在提出“四库学”时势必不能排除学术史已经有过的相关探寻；同时，还要对应有的研究领域或未来四库学的发展提出期望、思考。比如，在刘兆祐看来，民国以来的“四库学”研究“有的从事版本的探讨，有的订正提要的错误，有的论述四库全书纂修的经过，有的则呼吁续修或影印四库全书”。[40]陈仕华的《五十年来台湾“四库学”之研究》从《四库全书》概述之延续、纂修研究、著录研究、辑佚与版本研究、禁毁研究、《荟要》与《宛委别藏》研究、《四库总目》研究、续修《四库全书》与《续修四库提要》、工具书等方面归纳台湾“四库学”之研究。此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概括，虽有作者主观认识的一定成分，但带有检讨反省，呈现的主要是学术史本身的客观事实，重在说明“四库学”的提出是建立在研究过程的深入性、研究基础的深厚性之上的，是循着以往学术思路发展而来的。

在“四库学”这一术语化过程中，台湾学者对“四库学”未来主观建构的思考也在不断加深，比如昌彼得的《“四库学”的展望》揭示“四库学”发展的四点方向：其一，完成《四库提要》各种版本的校勘工作，以了解其间差异之故；其二，期能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全部重断句逗排印，并作校勘；其三，持续订补“四库全书补正”工作，俾能羽翼全书以行；其四，进行《四库全书》文献之电子化，以利检索。杨晋龙的《“四库学”研究的反思》重新思索“四库学”触及的相关问题，指出研究者在研究态度上出现诸如“先入为主”“轻信权威”“归过前人”及“内容偏向”四项明显的问题，“建议改变研究的方式，直接从《全书》和《总目》内容的‘了解’上着手，目的是突显两者本身内在的意义和价值，亦即放弃‘政治史’的研究观点，改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41]。陈仕华的《五十年来台湾“四库学”之研究》亦提出数点看法：其一，以四库学作为研究清代文化、学术史的基础；其二，借由纂修研究，了解其组织、管理、征集、采录，作为编纂大型图书的经验；其三，研究《四库提要》之义例，提倡“提要学”，如大陆学者最近所编之“四库丛书系列”，凡无提要者皆宜撰写补齐；其四，《总目提要》既有涉学指导的功能，故其辨证之工作应持续进行；其五，四库本其可贵处在于孤本及罕见之本，惜因故删削，因此补正之工作有助于学者大矣。以上“期望”和“反思”，学术要求和理论要求越来越高，这是“四库学”一种比较积极而有意义的研究方式，也是研究本身不断推进的必然要求。正如杨晋龙在文中所表述：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反省前述“四库学”研究的内容。亦即观察前辈学者提出哪些问题？解决多少问题？哪些问题已可以找到可信的证据，获得可靠的答案？哪些问题可以再进一步研究探讨？哪些问题还未被多数学者关心？另外是观察学者研究时，有哪些值得商榷的态度？换言之；本文主要是对“四库学”研究的检讨反省，是一种后设（meta）的研究；附带的目的则是希望透过这类的反省检讨，重新调整研究的方向和态度，厘清有意义和无意义的问题；了解有争议、可争议、无争议的态度和解答，以期获得比较客观深入而可信的结论。[42]

此论述在何宗美的《四库学建构的思考》一文中表述得更为明确：“这说明，真正的‘学’并不静止地存在于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者的主观开掘和理论建构，同时还包括一个时代的思想创造力在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提出并深化四库学研究是对研究者自身的一种思想警示和理论导引，没有这种警示和导引的作用，四库学是不可能建立并加以推进的。”[43]

那么，何谓“四库学”？“四库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我们不妨先将台湾学人的意见按照发文时间顺序罗列如下：

因为四库全书收录的繁复，修纂的过程又极复杂，故近代颇有专门研究其书的。或研究四库纂修的经过，或辑录有关四库全书的档案，或研究四库禁毁的情形，或研究四库著录图书的版本，或考证四库提要的谬误，故有“四库学”之名。（昌彼得）[44]

在“四库学”的研究领域内，所谓《全书》相关的研究，实际上应包括《四库全书荟要》（下称《荟要》）、《四库全书总目》（下称《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下称《简目》）及《四库全书荟要总目》、《四库全书荟要提要》（下称《荟要提要》）等等有关的问题。（杨晋龙）[45]

以上所述，仅仅只是克就比较狭义的“四库学”而讨论的，如果将“四库学”的范围放宽扩大，则杨教授的许多著述，像《丛书大辞》[46]、《中国文学百科全书》、《中国学术名著要指》、《历代经籍志》等等，似乎也都可以列入对“四库学”的贡献之内。（胡楚生）[47]

昌彼得所言之“四库学”，比较偏狭，《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构成“四库学”研究的两大主要内容；杨晋龙所言之“四库学”，已含有围绕《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的外围研究，比如《四库全书荟要》；胡楚生所谓的“四库学”，范围更加广泛，连研究《四库全书》专家杨家骆的其他著述都被纳入。可见，四库学基本研究领域并非轻而易举就能确定，要注意到内容的全面性、标准的一致性和类别的概括性。杨晋龙的《“四库学”研究方法刍议——研究时的几个问题》界定“四库学”更为合理：

“四库学”指研究有关《四库全书》之编纂、形成、内容、影响等等相关联的大小问题，大别之则可以分成“人”与“书”两部分，“人”则包括：清高宗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及参与编纂的学者和官员、负责蒐书的地方官，尤其是总纂官纪昀（1724—1805）等人；“书”的问题则有：蒐书、禁毁、删改及因为禁毁书籍而受到牵连的“文字狱”等事情。这些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诸因素，和学术风气、学术发展的关系，即是四库学影响的研究。[48]

综上所述，台湾学人提出“四库学”，满足了以下三个条件：首先是研究领域的重大性或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其次是学术前史（研究基础）深厚，并能够持续不断地研究下去；最后则是所提出的体系、理论具有合理性、严格性、独创性和前瞻性。至于“四库学”是什么或包含什么，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步达成了共识。“四库学”的研究对象很具体，即七阁《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当然也包括它们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钦定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四库学文献[49]；再有就是近年来产生的四库系列丛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来看待，其中一部分仍属于衍生物，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另一部分则是新生的，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辑刊》等。至于研究内容，可以说非常广泛，如四库全书馆研究、纂修与流传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得失及校勘研究、各阁提要异同比较研究、文化价值及意义研究、藏书阁建置研究、修书期间上谕表奏研究、收书禁毁文字狱研究、图书缮写装帧庋藏研究、图书版本目录索引研究、《四库全书》续修影印研究、《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研究等。[50]

随着“四库学”的兴起与逐步成熟，越来越多的学人开始从多角度对《四库全书》的现代价值予以重新评估，开掘出了更多、更广阔的研究课题。周积明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方法论》末附《四库学新理解》，提出一个有系统、有秩序、合逻辑的“四库学”新体系，理应扩大研究领域，引入文化学的概念和方法，其结构似可剖分为“四库文本学”“四库结构学”“四库历史学”“四库文化学”四个层面。[51]其后周积明又在《“四库学”：历史与思考》一文中概括为“四库学”的文献研究、“四库学”的史学研究、“四库学”的文化研究三大部分。最近，台湾学人蔡智力发表《文献文化学及其方法学省思——以四库文化学为例》一文，指出：四库学发展至今，似仍缺乏应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系统，这使四库学研究仍处于一种相对疏散的状态。本文基于此问题意识，沿周积明“四库文化学”的思路，在文献文化学（cultural philology）的总体范畴之观照下，对“四库文化学”再做一理论省思。[52]

不可否认，台湾学人提出的“四库学”概念，也有学者未必完全接受。如林志宏，“虽未必完全同意‘四库学’一词用法，可是认为确有值得进一步追索的意义”[53]。理论的欠缺或薄弱，即关键所在。受到台湾学人“理论自觉”意识之影响，大陆学人“四库总目学”[54]、“四库区域文化学”[55]逐渐被提出，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进入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学人基于问题意识，以“理论自觉”思考问题。如有学者指出：“四库学研究，完全可以从广、狭两方面来理解。狭义的四库研究，理所当然仅指《四库全书》及其相关文献、理论等研究。广义的四库研究，则完全可以凭借《四库全书》四库代表的身份，容括它所涵盖的经史子集所有文献，涵盖中国传统各种学问技艺等，以及在这个体系下所体现出的对世界的认知。”[56]继续深化“四库学”研究，是一个任务艰巨但大有可为的领域。随着湖南大学“湖南省中国四库学研究基地”（2016年）、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2017年）的成立以及《中国四库学》《四库学》专业刊物的创办，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为宗旨，围绕《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为重点工作，我们相信，未来的“四库学”定会有更加绚烂的前景，“四库学”的理论建构和知识体系定会更加完善，“四库学”也将作为学科名称被最终确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