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的仪式

无论统治者和精英阶层设计的仪式多么引人注目和丰富多彩，大量的证据表明，这些仪式所传达的权威信息常常遭到目标受众的拒绝，即使他们未能在公开反抗中表现出自己的不服从。底层阶级经常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国家发起的纪念活动，完全拒绝接受其他的想法。玛丽·凯·沃恩（Mary Kay Vaughan）和恩格拉西亚·洛约（Engracia Loyo）（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均论述了个人和地方社区如何与革命国家的代理人就节日性质、数量和意义进行谈判。洛约特别考察了民众对卡德纳斯政府试图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反应——由于许多墨西哥人对此表示反对，这项计划最终失败了。沃恩通过普埃布拉（Puebla）的一个行政区，详细考察了1900年至1946年间有关开展有意义节日的谈判过程。其他一些作者也提及了该话题：班杰斯通过他对于卡列斯（Calles）在索诺拉州（Sonora）的任期以及其推行（必要时可以使用暴力）中央政府节日计划的尝试的考察，展示了人们通过所在社区对任何不想要的事物采取的机智而持续的抵抗。盖伊·汤姆森（Guy Thomson）论证了铜管乐队是如何“被作为一种受地方控制的媒介，用以吸收外来的文化与政治影响” （第十五章）。唐纳德·弗里施曼（Donald Frischmann）主要依据自身的实地考察，探讨了地方农村剧团的发展，这些剧团戏剧性地表达了社区的利益和关切（第十四章）。大众阶层也创建了他们自己的仪式，进而明确地传达了对社会秩序的不同看法，仪式通常发生在精英们鲜少踏足、相对安全的“后台”环境中，比如工人阶级社区、奴隶居所或农村。其他形式的反抗包括（只有新入会者才会察觉的）顺从的微妙缺失以及对于精英和所谓神圣仪式的公开嘲笑。(48)

在对于世界的官方描述的争夺中，没有什么武器比笑声更具颠覆性。受到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启发，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指出，大众文化利用滑稽戏、笑话和喜剧梳理关于世界的官方表述中存在的含糊之处，以供公众审查。(49)在北部边境，经历17世纪中期塔拉乌马拉（Tarahumara）叛乱后归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报告称，印第安人经常使用暴力威胁他们，但在有些场合，他们又以嘲笑和诽谤神父为乐趣。(50)波菲里奥时期，一份具有讽刺意味的廉价报刊通过公开挖苦上流社会、资产阶级、警察、牧师、电车售票员等方式娱乐工人阶级，从而有助于形成和表达一种工人阶级看待社会的特有视角。(51)在墨西哥，将幽默作为对当代事件的一种揶揄仍在继续。自二战后的“墨西哥奇迹”结束以来，一种“黑色幽默”开始流行起来，它把错综复杂的官僚机构、政治的欺诈和贬值的货币变成了笑话。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政策（比如教育）也成为这种幽默的目标。(52)最近，在奇瓦瓦州帕拉尔区流行的一个笑话拿仪式场合（此处指的是米格尔·伊达尔戈·科斯蒂利亚神父的独立呼喊）所传递的爱国信息打趣。似乎有一位颇受欢迎的市长负责主持9月16日的庆祝活动，当日，他鼓动聚集的人群向墨西哥独立的三位英雄——米格尔先生、伊达尔戈先生和科斯蒂利亚先生——高呼“万岁”。

在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中，一切范畴都有明确的界限，思想与作风的单调通常是一种常态。然而，非官方、非正式的仪式将生活从平常的、合法的惯有状态中猛地拉拽出来。这种节日的欢声笑语带有狂欢节的特征，考验和质疑着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对巴赫金来说，笑声是唯一不会被官方想法所左右的“生命力量”。狂欢节式的庆祝活动不仅颠覆了官方文化（从而使之维持在统治阶层的框架内），甚至试图破除关于日常生活的假设。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对墨西哥的节日大加赞赏，他认为在这些节日里，“秩序的概念消失了”，社会“嘲讽着它的神、它的原则和它的法律：它否定了自身”。(53)塞尔吉奥·里维拉·阿亚拉在本书中指出，底层阶级通过舞蹈和歌曲，探索了官方文化语言和人民文化语言之间的符号学界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打破了18世纪晚期的官方构架。

有关仪式创造性运用的种种例子强调了仪式作为一种反抗权威和构想新社会（以代替现状）的强大手段的潜力：在法国，新的性别角色在狂欢节的仪式中被预先设定；(54)在英格兰，激进的男性与女性工人将群众游行变成了人民主权的狂欢节。激进分子通过仪式的符号和形象，对公共空间提出主张并鼓励女性在公共领域发挥新的作用。(55)这些仪式生成了对于未来的新设想，始终是“那些拙于言词者的社会创造力”的一次重要表达。鉴于大众文化中的知识和意义往往受控于当下的运用和需求，这样的仪式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大众文化的口头性。(56)同时也佐证了汤普森（E. P.Thompson）的观点，即文化必须被看作一个冲突元素的竞技场和一个多样化资源的汇集地，在这里，“文学与口语、上级与下级、都市与乡村之间产生了连通”。(57)正如国家试图通过创造社会身份来统治社会一样，大众阶层也运用他们的想象积极地构建着社会秩序。民众的愿景通常被解读为对于现实权力的象征性反抗，但仪式研究则提出了另一种洞见，即这种象征性的反抗与任何其他形式的权力行使和反抗一样真实。(58)